接着去年年末的分享，把最后一趴内容分享完。
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在其新书《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中，试图追溯现代历史上发生的这种变化，并对其后果进行盘点。
今天想分享的，是 失去位置的穷人。
迄今所知的每个社会都有穷人。这并不奇怪，让我重复一遍，因为强加任何秩序模式都会造成分裂，并把社会的某个群体定性为不合适、不正常。当某种特定的生存模式被提升到规范的地位，其他的选项就会被降格到低于标准或不正常的范畴。穷人正是这种“不合适”和“不正常”的典型和原型。
每一个已知的社会都对穷人持一种特有的矛盾态度，一方面是恐惧和反感，另一方面是怜悯和同情。这两种成分都不可或缺。前者允许在需要秩序维护的时候对穷人进行严厉的处理；后者强调了那些达不到标准的人的悲惨命运，由此让正常生活的人在遵守社会规范时遭遇的所有艰辛都变得微不足道。
秩序和规范是人类的产物，是有待人们通过行动实施的设计——它们尚未建造完成，并非人们已经找到并安然遵守的东西。如果遗留下来的现实与规划好的秩序格格不入，那现实就是错的。
于是，穷人的存在成为一个问题（“问题”是指引起人们不适的东西，总能引发解决、补救或消除它的冲动）。穷人是秩序的障碍和威胁，也违背了规范。
穷人是双重危险。
一方面，既然他们的贫穷不再是天意的裁决，那么他们就没有理由谦卑恭顺地接受自己的命运，而是有各种理由抱怨和反抗那些更幸运的人，指责他们造成了自己的贫穷。
另一方面，古老的基督教慈善思想现在看来是一种不可容忍的负担，是无意义的财富消耗。
工业时代的穷人被重新定义为劳动力后备军。就业，稳定的就业、毋庸置疑的就业成为一种规范，失业与贫困画上等号——这是一种不符合规范的行为、一种不正常的状态。既然如此，为了消除贫困，把繁荣的威胁消灭在萌芽状态，显而易见的方法就是诱导穷人去工厂工作，并在必要时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命运。实现这个目标最明显的方法当然是剥夺穷人的所有其他生活来源：接受条件，无论这些条件多么苛刻，无论这些条件多么令深恶痛绝，它们都是最后的救命稻草。
把枯燥无味的工作提升到崇高的道德责任，或许能够让从事这些工作的人甘之如饴，同时也迎合了那些提供工作的人的道德良知。
人们普遍认为，穷人往往安于现状，不会为了更多利益而拼命工作，所以他们的工资必须保持在满足生存的最低水平。这样一来，即使有了工作，穷人也只能勉强糊口，就会为了生存而保持忙碌。
若用通俗的话来表述公共政策，那就是：只有作为商品的劳动才能换取同样商品化的生活资料。
在经济和政治上，后现代的消费者社会无需把大部分社会成员卷入工业劳动就能够茁壮成长。实际上，穷人不再是后备劳动力，工作伦理的呼吁越来越虚无缥缈，与当今的现实脱节。
今天的穷人是“不消费的人”，而非“失业者”。
他们首先被定义为有缺陷的消费者，因为他们没有履行最重要的社会责任——积极有效地购买市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
消费者社会的资产负债表中，穷人明显是负债，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们记入现在或未来的资产。
参考文献：[英]齐格蒙特•鲍曼. 工作 消费主义和新穷人[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