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一直以来，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他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伟大作家，魔幻现实主义的笔法，在他的驾驭之下，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力量，冲击着关乎人性、伦理的情感堤坝。

最近，意外发现，有些书店下架了他的作品。明明书架上贴着“莫言作品”的标签，却别有用心地摆放着一些诸如高中地理教辅资料的书本。不该被“请”下书架的莫言，或许难逃一点点被屏蔽，慢慢地被“请”下书架的宿命。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警醒和深思的现象！

2014年年底，莫言被香港中文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在颁奖典礼上，莫言登台发表了精彩的讲话。

“我有一种偏见，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恶的成分。如果谁用文学来粉饰太平，来赞美某一个社会，那么我觉得这个作品的价值就很值得怀疑。

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要积极向上的，揭示黑暗丑恶的文学作品对社会的发展、对人类的前进也有着很大的作用。只有全面地去剖析人性，众人才能完成自我救赎。”

的确，正如白居易所言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文学，在中国的悠久文化传承中，一直以来，就被赋予“文以载道”的伟大使命和功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李大钊也写过这样的豪言：挑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这边的“挑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典型的“互文”笔法，何以能够担起道义？恰恰就是文章，而且是不偏不倚，不阿谀奉承，不满地唱赞歌，进而一片白茫茫地粉饰太平的文章。这样的文章，正因为它们入木三分的鞭辟入里，正因为它们能够正视时代的症结，直击人民群众的有苦难言，有苦不能言，才显示出来了自己的伟大和存在的价值。

试想，文学艺术，如果全然沦陷，都成了zz的传声筒，都成了粉饰太平的美丽嫁衣，而全然不敢揭开外层的华美衣裳，去，哪怕看一眼，背后的百孔千疮，那么，这样的文学艺术，存在的越多，出现得越是如同雨后春笋，就越成为一个时代，一种文明之演进的阻碍！

因为，本质上讲，这样的文学艺术，不是普通老百姓的文学艺术，而批量创作此类作品的所谓“作家”，就算他们再怎样的词藻堆砌，生花妙笔，也自是当不得“人民艺术家”的称号的。这样的艺术，以其脱离最底层人民的苦难和苦痛，而高据庙堂为某些特定既得利益阶层大唱赞歌，大颂背后的诗性“正义”，就不可避免地走到了人民的反面，走到了历史的对立面。

本月初，我写了本文的姊妹篇《走下书架的莫言》。在该文中，从一名共产党员的信仰出发，对这种现象，我是不置可否，甚至是赞同的，欢呼的，觉得做的对，就是应该屏蔽不好的一些丑恶面，阴暗面，而后求得全体中国人民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最终目标的伟大共识。

然后，经过两三个礼拜的反刍和思索，经过和一些文友和好友的交流切磋，我觉得，自己的观点还是患了认知层面的“幼稚病”的！很多时候，文学艺术不应该成为zz的传声筒。

当然，存在即合理。确实需要一批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真善美的作品，但是，如若这个调子，定到了整个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的方方面面，那么，这绝不是中国文坛的幸事，而绝对是一种万马齐喑的悲哀。因为，这种定调的强化，难免走向了极端，变成了模板，变成了套路，久而久之，就是整个民族创造力的枯萎，整个民族之文学艺术百花园的荒芜。

2012年，莫言以作品《蛙》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获得该奖项的首位中国籍作家。这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大喜事。荣誉不仅仅属于莫言个人，更属于整个国家和民族。这个事件，代表了中国文化，可以以艺术的形式，呈现在世界读者的面前。这呈现的文化，好的也好，坏的也没事，内里就是一种文化的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不能都是好的故事，那有失真实。莫言的作品，刚好成了一个有益的补充。

的确，莫言的作品有着很浓重的揭示和揭发黑暗的一面。而，这一面，凭借着他的主要文学创作手法——魔幻现实主义，得以嗔笑怒骂，无孔不入。正因为他的作品的某种关乎人性和伦理的真诚，才让他的作品独树一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他的作品《蛙》，《酒国》，《檀香刑》，《生死疲劳》，《丰乳肥臀》，还有《透明的红萝卜》和《红高粱》等，我都陆续看完。在2012年到2016年的四五年间，我不时沉浸在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不时游弋在他那神奇却又不可思议，甚至值得令人深思和反省的光怪陆离的世界里。在这样的世界中，我和书中的人物一起，感受着一份份人世的怪诞，也经历着一场场黑色幽默一般的泪中带笑的狂欢。

“狂欢”的背后，则是冷峻的思索！在《蛙》中，我对着文中“姑姑”握在手中的那把沾满婴儿鲜血的接生“剪刀”，讶异着上个世纪那个史无前例的对人的自由之生育的剥夺；而在《生死疲劳》和《丰乳肥臀》中，我分明又看到了几许民众之劣根性以及对当下世态的些许的揶揄和影射……

是的，正因为莫言一直在作品中（至少是在他获奖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的创作中，新近出的《晚熟的人》除外），无比犀利地实践着前文他公开发表的那段话，无比执拗地进行着某种不妥协，无比痴情地把文学当做社会的“解剖刀”而非“唱赞歌的工具”抑或是“zz的传声筒”，才使他的作品，一方面获得无可置疑的文学价值和地位，一方面又让他和现当下的主流话语体系越发地格格不入！

而这，似乎就注定了他的作品，将被慢慢“请”下书架结局。我们，或许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知道这本不应该，但有时候知道不该，又能怎样呢？或许，只有觉醒，只有全民之觉醒，才是最后的出路吧！

英国作家，《印度之行》的作者福斯特有言：艺术是人类内在灵魂的最壮美的物质表现和延伸。

是的，文学，作为艺术之一种，就是表现人类之心灵，呵护人类之灵性的，靠人性最近的一个学科。设若文学丧失了表达的空间，断绝了依附最真实的百姓民生的生长之沃壤，那么枯萎的又何止是文学本身呢？想必，就是一个民族的未来，一个社会的迭代，与一段文明的璀璨了吧。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他的《反思社会学导论》中，曾对政治和文学的关系，依托他的“场域理论”作出了简明扼要的论断：“文学受政治、经济的影响和制约，强大的权利话语和经济实力主导着文学的主流倾向。”

这或许，就是莫言被“请”下书架的原因。但，可喜的是，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始终保持着一份虽然微弱但也无比强劲的相对独立性。正因为有这样的“相对独立性”的存在，文学在某种意思上，它是可以超越一整个时代的，更不用说当下时代的短暂且不牢固的言说的锁链！

从这看，莫言的被“请”下书架，实属不该；但从长久起作用的一面看，他的作品，已经融入了万千读者的心里，他的作品，作为文学的璀璨的存在，也是任由何种力量，也冲刷不掉，“请”不下去的！

由此思来，莫言其作的被“消隐”，恰好验证了他的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和意义！也正是这样，文学拥有了不死的运命，而直可以获得永恒的生命。这，反过来看，就是文学的神圣之尊严与永恒之魅力！

被“请”下书架的莫言，永远请不走、掐不灭的时代文学之火。

润玉

2023/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