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结束的标志是1842年8月29日在南京江面上签订的《南京条约》，当时英国的全权代璞鼎查欣喜若狂，英舰皋华丽号礼炮轰鸣。
璞圆满完完成了首相巴麦尊训令的十项要求。
一、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宁波为通商口岸。
二、英国可在通商口岸派驻官员，便与中国官员直接接触。
三、割让岛屿。
四、赔偿被焚鸦片。
五、废除行商制度，并赔偿商欠。
六、赔偿军费。
七、赔偿分年交付，未付部分以年利息5%计息。
八、中国皇帝批准条约后，解除对华海上封锁，赔款付清后英军方撤离。
九、条约用中、英文书写，文本解释以英方为主。
十、条约由两国君主批准。
以上英巴麦尊首相的十条训令全部完成之后，璞鼎查还另外添加了四款。
释放暂时被求英人、赦免战时与英方交往的“汉奸”、清朝制定并颁布一部新的海关税则、两国官员平等交往。
因此，中英《南京条约》由十条变成了十四条。
此时，璞鼎查已非常轻松，他只有两件事情需要处理。
第一件事情是，促使鸦片贸易合法化。虽然首相巴麦尊对这项并不做任何要求，但是他指示璞鼎查利用一切机会和证据，权说清朝“放弃禁烟法令”。璞鼎查进行了一系列的游说活动，后来耆英作出保证，清朝今后将禁烟范围局限于本国兵民，也就是说不再对英国鸦片贩子采取行动。
第二件是子口税。而这件事情也正是道光帝认为的心头之患。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以后，清方有了顾虑。首先，道光帝在条约上应“添注”内容，以期一切紧要事件，永绝后患；其次作为谈判官员耆英也觉得自己责任重大，企图对条约以规定内容和尚未明确的事项进行补救；还有大臣刘韵珂他当时上奏“十可虑”，表达了对南京条约之后事宜的忧虑，尤其是通商口岸地方官员如何处理事务。
这些都在暗示着不平等条约的《南京条约》并未结束。清朝上下官员殊不知，他们将带领清朝走向更大的陷阱，这个陷阱就是后来的《虎门条约》。
当时耆英提出到道光帝和他自己想到的十二项，以对南京条约的“补救、失败”的意向，向英国璞鼎查照会。
璞一眼就看出争取自己心目中利益的，更大的机会来了，这简直就是又送入口中的一块肥肉。于是他提出由他起草，另立新约，这就是后来的第二个不平等条约：五口通商章程即《虎门条约》。
璞鼎查起草条约以后，耆英、伊里布等人根本就看不懂这些五花八门的条约，他们也不想弄明白。伊里布当时在向谈判负责人黄恩彤密授机宜“洋务只可粗枝大叶去画，不必细针密缕去缝。”
道光帝及其下属，只想让南京条约后续的一些事情变得简单，根本不关心其他的；对国际惯例，和通商事宜一点都不懂；另外，虎门条约里面有很多项目是违反南京条约的，使清朝的利益遭受了更大的损失，但是当时清朝的谈判代表根本就不知道。
他们只看中了三件事情：
第一、不允许英国人带女家眷到通商口岸经商或居住。对于当时清朝的文化观念有关，但是在西方，男女平等，对这样的一件事情，他们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而大清却把它当成了重中之重。
第二，他们觉得比较严重的有两件事情。
废除商行：这就意味着广东口岸官员的大宗收入锐减。关税利率：经过商议，关税方面他们在大宗货物上增加，冷僻货物上减少“值百抽五”，认为自己占到了很大的便宜，其实这也是当时世界上最低的税率。
清谈判代表在这样缺少国际眼光受儒家礼仪熏陶，要面子，不重实际办事风格的影响下，英国使尽了其诈骗的手段。
虎门条约的危害，不亚于南京条约，不亚于鸦片战争对清朝造成的损失。
比如说，条约第六款：
“广州等五港口英商或常川居住，或不时来往，均不可妄到乡间任意游行，更不可远入内地贸易，中华地方官应于英国管辖官各就地方民情地势，“议定界址”不准逾越，以其永久彼此相安。倘有英人违背此条约，擅到内地远游者，不论系何品级，即听该地方民人捉拿，交英国管事官依情处罪，但该民人不得擅自殴打伤害智，致伤和好。”
这是根据清方的要求而写入条约的。根据国际惯例，清朝不开放的五口以外的地区本属内政，可以国内法自行定之。深悉此理的英方，因此同意将此项载入条约，却又做了手脚：一是五口的开放范围，要有双方“议定”，清朝无权作主；二是违禁英人的处治由英方决定。特别是“不得擅自殴打致伤”，使得这项原本有英方画押的不准英人至内地游历的禁令，一下子成了清方出具的保证违紧英人不受伤害的承诺。
我们可以看出，清方的要求经谈判后，性质发生了逆转。
综合中英虎门条约及其附件，清朝至少丧失了四项重大权益：
一、关税自主权——“关税议定”：意思是清方在实际上丧失了单独改变关税的权利。
二、对英人的司法审判权。耆英本打算让英官管束英民来避免纠纷，殊不知后来事与愿违，领事裁判权恰是19世纪西方列强制造续端的主要借口之一。
三、片面最惠国待遇
四、英舰进泊通商口岸权
“该管事官亦即籍以约束英商及属国商人”。在约束“侨民”的幌子下，各国通商口岸成为英舰自由往来的码头。
鸦片战争带来的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让清朝一步步走入水深火热之中，当时英国等西方国家，一切把清朝纳入世界贸易体系，目的是大发市场之利，迫使其遵循西方的商业制度，造成了清朝仓促开放，成了任列强摆布的羔羊。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其正面的影响，清朝被迫进行自身改革，摆脱了循环进入了新途径，为清朝的发展造就了一个新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