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際效用遞減法則 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

當我們在某件事物上投入更多精力或資源時,通常期望獲得相應的更多回報——工作時數越長,產出越高;運動越多,身體越健壯;分配更多人手執行專案,完成速度越快。但以邊際效用遞減法則為思維模型會發現,系統中投入與產出的關係並非永遠線性。超過某一臨界點後,邊際效用幾乎必然會遞減。


邊際效用遞減法則指出:對系統的投入初期會帶來產出增長,但達到某一點後,每增加一單位投入,所帶來的產出增長會逐漸減少。換言之,此時更多努力只會帶來更少回報;若在邊際效用遞減後仍繼續投入,額外的投入甚至可能導致總產出下降。

邊際效用遞減幾乎適用於所有系統。在經濟學中,它特指生產過程中增加原材料、勞動力等投入時,產出會相應增加,但這一趨勢無法無限延續——超過特定水平後,更多投入帶來的產出增長會逐漸降低,直至投入成為阻礙。一個典型例子是工廠的工人數量:僱用更多工人初期會提升產量,但僱用過多會導致工廠擁擠、人員相互干擾、設備供不應求,此時每增加一名工人,對產出的貢獻都會大幅下降。

邊際效用遞減法則的早期應用出現在農業領域——19至20世紀人工肥料問世後¹,農民發現向土壤中添加更多養分,初期能提高作物產量,讓植物在更短時間內長得更茂盛。但當肥料與土壤達到特定比例後,繼續增施肥料,產量的相應增長會越來越少;若進一步過量施用,土壤會因負荷過重導致總產量下降²。

邊際效用遞減無處不在:加班一小時可能提升產能,但加班三小時可能導致錯誤增多,每小時實際完成的工作反而減少³;微調專案細節可能提升品質,但過度鑽研細節,帶來的改進往往不值所投入的時間;新創公司獲得足夠啟動資金可能是救命之舉,但資金過多可能導致「向投資者證明獲利能力」優先於「服務客戶」,帶來的效益逐漸遞減;學習新技能時,初期練習對能力提升的影響巨大,而後續的練習小時帶來的技能進步會越來越不明顯。

邊際效用遞減法則告訴我們:結果並非線性,對系統的各單位投入也並非等價。我們往往過度關注瑣碎細節,卻忽視了更有意義的核心——10名員工的工廠新增1名工人,與100名員工的同一工廠新增1名工人,帶來的影響截然不同;晚上9點加班一小時,與早上9點工作一小時,效率與效果也大相徑庭。理解這一法則的好處在於,能計算不同系統的邊際效用遞減臨界點,從而以最優方式與系統互動。

### 側欄:家庭作業的邊際效用遞減

#### 家庭作業的邊際效用遞減

家庭作業是現代教育的標準環節,其普遍性讓家長、教師與學生幾乎很少質疑其價值。然而,家庭作業同樣服從邊際效用遞減法則:研究表明,高中以下年齡段的兒童做家庭作業並無益處,,高中生做少量家庭作業可能有幫助,但每增加一小時課後學習,帶來的益處都會減少——尤其是反覆練習相同內容時¹。對那些需承擔照顧兄弟姐妹、分擔家務等責任的學生而言,這一問題更為突出——他們沒有足夠時間休閒或睡眠,此時家庭作業甚至會產生負效用。

學校要求學生每晚完成數小時作業這類無效或適得其反的做法,往往是因為我們忽視了邊際效用遞減的存在。我們總是假設「更多努力必然帶來更多回報」,即便證據與此矛盾。事實上,早在1950年就有研究表明,強制性家庭作業帶來的成績提升並不值得投入的時間成本²。

## 維京人進攻巴黎

邊際效用遞減的出現,源於系統會逐漸適應——系統習慣特定投入後,對其反應會逐漸減弱。這一法則告訴我們:初期能帶來理想結果的系統互動方式,隨時間推移可能變得越來越無效。不論最初的回報多麼令人矚目,我們都應預期最終會出現「投入多、回報少」的局面。

公元814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法蘭克國王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 去世。這位法蘭西(今法國)統治者的離世,在歐洲突然造成權力真空。查理曼大帝一生率軍征戰薩克森人與維京人,戰功赫赫,歐洲再也沒有同等實力的領袖能接替他,將維京人約束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他的繼任者「虔誠者路易」(Louis the Pious),遠不如這位曾一次性屠殺4500名薩克森俘虜的領袖那樣令人畏懼⁴。

「維京人從未被打敗,而是選擇讓自己被同化。」

尼爾·奧利弗(Neil Oliver)⁵

公元820年,第一支小型維京艦隊沿塞納河逆流而上,試探巴黎的防禦工事,法蘭克衛兵輕鬆將其擊退——這僅僅是一次試探性進攻。第一次值得關注的進攻發生在公元841年,維京人將目標鎖定聖但尼修道院(Abbey of Saint-Denis)——當時教會通常擁有最多財富。這次進攻獲利豐厚:維京首領阿斯蓋爾(Asgeir)擄走大量人質,部分用於索取贖金,其餘則販賣為奴,從而發家致富⁶。初期的成功後,維京人很快發動了更多進攻。

公元845年發動最臭名昭著進攻的維京首領雷金弗雷德(Reginfred),身世充滿謎團,史學家甚至無法確定他是單一個人還是多個人的合稱,他有時也被稱為雷金赫魯斯(Reginherus)、雷金赫羅(Reginhero)或拉格納·洛德布洛克(Ragnar Lodbrok)。在他的指揮下,120艘戰艦搭載數千名維京人沿塞納河向巴黎推進⁷。查理曼大帝的孫子、法蘭克首領「禿頭查理」(Charles the Bald)* 猜測他們會進攻聖但尼,於是將軍隊一分為二,部署在河兩岸——這一計畫頗為誤導。分兵導致維京人得以集中兵力,逐個攻擊法蘭克軍隊,未被屠殺的士兵均淪為俘虜⁸。其後,維京人索要7000法國磅的金銀做為贖金。

公元845年的巴黎之戰,維京人的目的並非占領城市,而是為了獲利。口袋裝滿財富後,他們離開了,沿途洗劫了幾個村莊——村民將這些進攻視為神明對自身罪惡的懲罰⁹。

史學家對支付贖金是否明智仍有爭議,對必須承擔贖金成本的民眾而言,這一決定無疑備受爭議¹⁰。禿頭查理選擇支付贖金,是因為這能讓維京人離開,避免進一步破壞,同時節省再次動員軍隊的開支;此外,他還面對法蘭西內部的分裂問題,難以確定誰值得信任。

但這一行為樹立了危險的先例——支付贖金鼓勵了更多維京人的進攻¹¹。公元845年至926年間,法蘭克人總共向維京人支付了約685磅黃金與4.3萬磅白銀¹²。在845年巴黎之戰的成功鼓舞下,維京人繼續圍攻所有財富豐厚、值得關注的城鎮¹³。

法蘭克人並未坐以待斃:巴黎周圍建起城牆抵禦進攻,塞納河上搭建橋梁阻擋船隻抵達城市,還修建了配備數百名衛兵的塔樓,可向下方的維京人傾倒沸騰的蠟與油,進一步加強防禦¹⁴。無法靠近城市的維京人,只能採取長期圍困戰術——這導致他們在資源、士氣與疾病造成的人員傷亡方面付出巨大代價。他們試圖縱火焚燒船隻,將其推向橋梁,但船隻未造成任何破壞便沉入水中¹⁵。

維京人的進攻開始出現邊際效用遞減:進攻巴黎帶來的贖金越來越少,付出的代價卻越來越高。相對於回報而言,進攻變得困難且耗時。公元886年,實力削弱的維京首領僅要求60磅貴金屬便同意撤軍;公元911年,維京首領羅洛(Rollo)* 收到法蘭克國王「簡單者查理」(Charles the Simple)* 提出的誘人條件——查理沒有給予金銀,而是願意贈送土地、授予頭銜,並將女兒許配給他,唯一的條件是羅洛必須保護該地區免受其他維京人的進攻。雙方達成協議,諾曼第(Normandy)從此建立¹⁶。

維京人進攻巴黎的案例告訴我們:不能重複相同行為卻期望獲得相同結果——事物總在變化。初次嘗試新事物時,回報可能十分顯著,我們難免傾向於重複這一行為,期望收穫同等益處,但最終往往會陷入「投入多、回報少」的困境。此時,就該改變策略了。最初幾次進攻巴黎時,維京人能索取大量贖金,是因為法蘭克人毫無準備,缺乏相應的防禦機制;隨著時間推移,法蘭克人逐漸增強了防禦能力。

「大多數維京人在塞納河流域獲得土地,做為保護巴黎的交換。他們定居在法國北部,一個世紀內便開始說法語方言,被稱為諾曼人。」

馬克·庫蘭斯基(Mark Kurlansky)¹⁷

此外,被進攻地區的財富也逐漸耗盡:法蘭克人不再修復宗教建築,減少維京人進攻的誘因;尋找新的村莊意味著要前往更遙遠的地方,成本更高、風險更大。由於行程遙遠,維京人開始在歐洲停留數個月,以避免冬季航行。最終,他們選擇永久定居變得更為合理。當回報不再值得付出的努力時,羅洛選擇以另一種方式從歐洲獲益——他的選擇告訴我們,察覺到邊際效用遞減時,就該嘗試新事物了。

直到進攻停止後,我們如今所知的巴黎才逐漸成型——法蘭克人鼓起勇氣,開始興建巴黎聖母院等宏偉建築。但人們對進攻的記憶與地區的復甦,仍耗費了漫長時間¹⁸。

### 側欄:大規模監禁的邊際效用遞減

#### 大規模監禁的邊際效用遞減

長期以來,監禁一直被做為懲罰罪犯、理論上提升社會安全性的手段,但監禁同樣存在邊際效用遞減。將社會中最危險、最暴力的個體關押起來,確實能讓其他人更安全——畢竟,大多數暴力犯罪是由極少數人實施的。然而,一個社會監禁的人越多,帶來的益處就越少。當我們對輕微犯罪也判處監禁時,安全性的提升會逐漸下降¹。若監禁規模持續擴大,可能會達到邊際效用遞減的臨界點——此時監禁帶來的益處,會被納稅人的成本以及被監禁者無法為社會做出貢獻的損失所抵消。大規模監禁基於「將罪犯關押起來總是有益」的假設,但這一信念存在邏輯終點。

法國社會學家埃米爾·涂爾干(Emile Durkheim)認為,任何社會中一定數量的犯罪都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犯罪」的定義基於社會的「集體情感」。只要人們存在差異,對正確的行為與生活方式有不同看法,任何群體中都會有人的行為偏離規範,被標籤為「犯罪」。涂爾干並不認可犯罪,但他認為「沒有犯罪的社會是難以想象的」²。這並非說我們如今定義為犯罪的行為僅僅是「偏離常態的行為」,而是說「最終被標籤為犯罪的偏離行為」是不可避免的。

即便在一個假設的世界中,所有法律譴責的行為都不存在,仍會有一些行為變異被部分人視為犯罪。阻止最嚴重的犯罪並不能創造完美社會,只會讓人們更重視輕微犯罪。若繼續這一過程,最終會出現這樣的世界:例如,有人可能因亂吐口香糖被處死——因為這被視為最嚴重的違規行為。

「新觀點總是受到質疑,且通常會遭到反對,毫無其他原因,僅僅因為它們尚未普及。」

——約翰·洛克(John Locke)³

「智者始,愚者終。」

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¹⁹

## 20世紀50至70年代的 exploitation films( exploitation 電影)

我們對新穎事物的反應同樣服從邊際效用遞減法則:令人愉悅的事物,若反覆接觸,帶來的愉悅感會逐漸減弱。一年中的第一場雪美麗動人,但到了三月,你可能會忘記自己為何選擇生活在寒冷地區;第一次坐過山車會帶來強烈的刺激感,但乘坐十幾次後就會感到無聊。若想吸引他人的注意力,就必須不斷提高標準。

這種適應性在電影領域尤為明顯:恐怖片中嚇到數百萬人的新技巧,被其他導演抄襲十幾次後,就會變成乏味的老套路;青少年時期讓你夜不能寐的電影,成年後可能只是週間晚上帶孩子觀看的休閒之作;曾經震撼人心的廣告宣傳,成為慣例後可能會顯得陳舊。透過 exploitation films 的發展史,我們能看到邊際效用遞減思維模型如何讓我們對曾經引發強烈反應的事物變得麻木。

首先,什麼是 exploitation films?最簡單的定義是:這類電影的製作目的是吸引盡可能多的人購票觀看,幾乎不關心審美或文化價值,也不追求啟發觀眾。它們利用觀眾感興趣的任何內容獲利,通常借助社會趨勢或道德恐慌盈利,幾乎都預算低廉,演職人員多為不知名人士²⁰。在20世紀50至70年代的鼎盛時期,這類電影的核心特徵是:包含好萊塢不願或不能呈現的內容。

20世紀10年代電影業初步成型時,人們就對這一媒介的道德性感到恐慌,部分人擔心電影內容會腐蝕觀眾,呼籲審查制度。20世紀30年代,這一擔憂促成了《電影製作法典》(Motion Pictures Production Code)的誕生,對好萊塢電影的內容施加限制。當時,好萊塢就是電影業的核心——大型製片廠掌控著電影的製作、發行與放映環節,完全控制著公眾能看到的電影²¹。

1948年,美國最高法院的一項里程碑式裁決宣佈,好萊塢大型製片廠違反反壟斷法,不得再保持垂直整合模式;與此同時,有線電視開始興起,電影院亟需新方式吸引觀眾;此外,青年文化崛起,娛樂業開始更多迎合年輕人的口味。這三大因素共同為 exploitation films 行業奠定了基礎²²。

正如里克·邁耶斯(Ric Meyers)在《僅限一周》中所寫:「傻瓜與電影人湧向智者不敢涉足的領域,他們仔細研究控制電影業的各種規章制度,最終找到漏洞鑽了進去。」²³ 這類電影始於20世紀50年代的「裸體營電影」,這類電影宣稱自己是紀錄片;隨著「廉價電影院」(grindhouse theaters)與「汽車電影院」(drive-ins)的興起,exploitation films 迎來爆發期,低預算製片廠大量製作此類電影,以滿足觀眾對驚悚內容的需求。

「恐怖是對未知的恐懼,驚駭是對已知的恐懼。」

里克·邁耶斯(Ric Meyers)²⁴

回顧這一時期 exploitation films 的發展史,會發現一個重複的模式:觀眾對某部電影產生強烈反應後,導演與製片廠會倉促抄襲其顯著特徵,反覆重複直至影響力消失。觀眾第十次看到被附身的兒童或露營者被逐一殺害的情節時,很難再感到驚訝——他們需要看到更多死亡場面、更血腥的畫面、更禁忌的主題、更多裸體場景。每次都必須升級尺度,否則就會出現邊際效用遞減。

有時甚至連電影標題都會被抄襲:1962年獲得奧斯卡獎的備受讚譽的電影《蘭閨驚變》(Whatever Happened to Baby Jane?)問世後,很快出現了《阿姨艾麗絲怎麼了》(Whatever Happened to Aunt Alice,1969)、《海倫怎麼了》(What’s the Matter with Helen,1971)與《誰殺了魯阿姨》(Who Slew Auntie Roo,1971);類似地,還有《別看地下室》(Don’t Look in the Basement,1974)、《別開窗》(Don’t Open the Window,1976)、《別進那房子》(Don’t Go in the House,1981)與《別接電話》(Don’t Answer the Phone,1981)。若直接抄襲標題過於牽強,製片廠會毫不猶豫地將舊電影改名換海報重新發行。任何成功的 exploitation films,其核心設定都會被無休止地複製,直至效果消失²⁵。

廣告素材也成為抄襲對象:1965年的《血染紅》(Color Me Blood Red)在海報上使用標語「你必須不斷提醒自己,這只不過是一部電影!」後,就連沒有足夠影響力的電影也紛紛跟進類似說辭。1972年的《左邊最後一棟房子》(Last House on the Left)建議觀眾:「為避免暈倒,不斷重複:這只不過是一部電影……只不過是一部電影……只不過是一部電影……」隨後,哈馬克影業(Hallmark)在1973年的《別看地下室》與1974年的《山上的恐怖房子》(The Horrible House on the Hill)中,實質上重複了這一營銷方式²⁶。exploitation films 的製作者必須不斷想出新點子才能引發反應——電影中任何能引發關注的部分都會被抄襲,這導致後續作品難以帶來同樣反應,也讓觀眾對營銷素材更加質疑。一個巧妙的新標題結構起初可能讓觀眾感到新穎,但反覆抄襲會讓其失去吸引力。

儘管後來偶爾有《布莱尔女巫项目》(The Blair Witch Project,1999)這類低預算、驚悚題材的電影意外成功,但20世紀50至70年代的 exploitation films 基本已消亡²⁷。如前所述,其核心特徵是呈現主流電影不願或不能觸及的內容,但時代已然改變:觀眾不再輕易被震驚,邊緣主題已被主流吸收。邁耶斯寫道:「曾經對靠性與屠殺賺錢的想法嗤之以鼻的大型電影製片廠,如今卻以此為生。」²⁸ 吸引觀眾需要更高的預算,且隨著審查制度放鬆,主流電影變得不再溫和,觀眾也變得越來越麻木²⁹。

里克·邁耶斯解釋:「本質上,exploitation films 是我們為生活在謊言中所付出的代價。從前,許多人希望別人認為自己適應良好、體貼他人、聰明睿智,永遠不會欣賞——甚至沉迷於——他人的痛苦。」但這類電影延續了過去驅使人們觀看角鬥士相互屠殺或被指控為女巫的人被燒死的衝動,毫不掩飾地認可這些衝動,因此「它們讓人得以在觀看『車禍慘狀』時獲得變態的愉悅,同時不必因知道受害者真實存在而感到內疚。」³⁰

我們對驚悚內容的反應會隨時間逐漸減弱,必須尋找更極端的內容才能獲得相同反應——這也是暴露療法能有效克服恐懼症的原因。exploitation films 表明,強烈反應無法無限延續,反覆接觸同一事物後,我們會恢復平靜。這類電影或許只是電影史上一個不重要的腳註,但它反映了文化的循環:邊緣內容最終會淪為主流中平庸的一部分。

exploitation films 改變了我們對電影「常態」的認知。要製作處於尺度邊緣的內容,電影必須不斷回應變化的標準。邊際效用遞減是一個有趣的模型,透過它我們能探索為何新穎事物會讓我們感到厭倦,從而不斷突破界限,尋求發現新事物帶來的刺激感。

### 側欄:邊際效用遞減與社會崩潰

#### 邊際效用遞減與社會崩潰

為何羅馬帝國等複雜社會會崩潰?約瑟夫·A·泰恩特(Joseph A. Tainter)在《複雜社會的崩潰》中提出的一種理論認為,這歸根結底是邊際效用遞減的結果。隨著社會發展壯大,其複雜性會不斷提升,需要越來越多的「能量流」才能維持穩定¹。隨著個體間網絡越來越先進,「會建立更多等級控制來規範這些網絡,處理更多資訊,實現資訊流的進一步集中化,越來越需要支持不直接參與資源生產的專家等」。與簡單社會相比,複雜社會僅僅為了維持自身穩定,就需要從個體身上提取指數級增長的能量。達到某一點後,個體從社會中獲得的益處可能會低於付出的成本——此時社會可能開始解體²。複雜性不再帶來益處,回歸更簡單的組織形式變得更為合理。


## 結論

當你的結果持續急劇下滑,過去的成功仿佛遙不可及的記憶時,邊際效用遞減很可能已經出現。我們不能期望重複相同的做法,就能永遠獲得相同的顯著結果。這一模型提醒我們:改變是前進的核心要素——即便一切運作正常,也總有可以改進之處。不要讓初期的成功讓你變得自滿,提前規劃應對邊際效用遞減,或許你就能避免它的出現。


---

¹ 人工肥料農業應用史

² 肥料施用與作物產量關係研究

³ 加班時長與工作效率相關性研究

¹ 家庭作業與學生成績關係研究

² 強制性家庭作業效果長期跟蹤

⁴ 查理曼大帝與「虔誠者路易」統治對比研究

⁵ 尼爾·奧利弗,《維京人:一段新歷史》

⁶ 維京人841年聖但尼修道院進攻記錄

⁷ 845年維京人巴黎進攻規模數據

⁸ 「禿頭查理」分兵防禦失誤分析

⁹ 維京人進攻時期法蘭克民眾心理研究

¹⁰ 法蘭克支付維京人贖金爭議史料

¹¹ 贖金政策與維京人進攻頻率相關性

¹² 法蘭克對維京人贖金支付總額統計

¹³ 維京人圍攻法蘭克城鎮記錄

¹⁴ 巴黎防禦工事建設史

¹⁵ 維京人圍困巴黎戰術分析

¹⁶ 羅洛與「簡單者查理」協議及諾曼第建立

¹⁷ 馬克·庫蘭斯基,《鹽:一部世界史》

¹⁸ 巴黎戰後復甦與建築發展

¹ 大規模監禁與社會安全相關性研究

² 埃米爾·涂爾干,《社會分工論》

³ 約翰·洛克,《人類理解論》

¹⁹ 沃倫·巴菲特投資語錄

²⁰ exploitation films 定義與特徵研究

²¹ 好萊塢《電影製作法典》影響

²² exploitation films 興起三大驅動因素

²³ 里克·邁耶斯,《僅限一周: exploitation films 史》

²⁴ 邁耶斯,《恐怖與驚駭電影百科》

²⁵ exploitation films 標題抄襲現象分析

²⁶ exploitation films 廣告標語抄襲案例

²⁷ 現代低預算驚悚電影與傳統 exploitation films 對比

²⁸ 主流電影對邊緣主題的吸收研究

²⁹ 電影審查制度放鬆與觀眾麻木化分析

³⁰ 邁耶斯,《僅限一周: exploitation films 史》

¹ 約瑟夫·A·泰恩特,《複雜社會的崩潰》

² 社會複雜性與能量消耗關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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