涛子是我的发小，他比我大两个月，但论乡里的辈分儿，他还得叫我叔，可在学校里，我们形影不离，同学们总以为我们是兄弟。
还没上学的时候，由于大人们都参加队里劳动，家里没人带孩子，那时也没有幼儿园，母亲便将我们带去地里，大人们干活，小孩子们在一旁玩耍，我俩就是这个时候加深了彼此的认识的，我们很投缘，和别的小伙伴相比，我俩之间有着更大的吸引力，不管做什么事情，总是很默契，后来涛的母亲带我们上地，又给我们俩出了个好主意，就是割草。我们高兴极了，每天割点草，很好玩，秋后晾干了还能卖给生产队，挣点零花钱，买笔、本的钱就够了。
涛子比我早熟，他懂事早，我好多时候都拿他做榜样。后来我们就上学了，我们利用放学和星期日的时间去割草，随着年龄大了些，我们割草的数量也增多了不少，秋后卖了钱，我们能添两件好衣服，太高兴了。常常在别人面前炫耀呢。
最让我忘不掉的一件事，有次我和班上一个同学发生了口角，这位同学找来了他的亲属，是高年级的同学，他们招来了一帮人在校门口等我，我一看不好转身去找涛子，涛子为我挺身而出，挨了一顿暴打，由于对方人多势众，我们吃了亏，这件事至今埋在我心里，愧疚觉得对不起他。
再后来的几次打架，都是因为涛子。我们之间，他比我惹得事多，我帮他打架也是很出力的，不管是谁受了委屈，都会互相帮忙。后来，因为打了别人，学校还给了涛子处分，给我大会点名批评。当时我在老师眼里还算是不错的学生。
涛子心灵手巧，他自己能刻章，做玩具，他还做过一支火枪，那时我俩常常半夜就被叫醒，去搂树叶子，积肥用，由于十多岁的孩子黑天去山里特别害怕，他就用自制的火筒为我们壮胆儿，一路上得放二至三次，枪声在夜里回响在山坳里，响声特别大，我感觉远处的村子里全能听得到，我有时候害怕了，就说：“放一枪吧！”他说：“行！放一枪！”其实，他也害怕了，枪声响彻在黑黑的静静的漫山遍野里，这真的能把各种野兽以及鬼神什么的吓跑，谁知道这静静的夜空，是两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放的枪呀！
涛子比我爱惹事，他很狂，在人前的时候，走路都一歪一晃的，不知什么时候他和村里一个叫三雄的孩子结了仇，他们见了面就打架，三雄也不怕他，虽然个子小，却总也不认输。一次我们玩篮球，三雄也来参加，涛子不喜欢他，就要赶他走，可三雄也拧着不走，涛子就锤他，两人动起手来，涛子解下皮带，是军用皮带，有铁滑扣儿，一皮带打在三雄的太阳穴上，鲜血顺着脸颊一下流下来，流到了脖子和肩，他哭了，球场也散了。
又一次，我们在割草的路上又遇到了三雄，涛子俩人互斗，三雄竟然拿了镰刀比划，吓得我赶忙上去将其制服，夺下镰刀，这次三雄妈找了涛子我俩的家，我们各自挨了训。
涛子搞对象了，这又一次印证了他的早熟。我们割草的伙伴中又多了一个少女，她叫丫儿，丫儿长得挺好看的，眉清目秀，苗条，身体匀称而且挺结实，能干活，性格活泼，直爽，敢说敢干。看得出她喜欢上了涛子，为了追求涛子，她也和我们一起去割草。其实不是为了割草而割草，她敢说敢干，她对涛子的追求是一种对爱情勇敢的表现，对于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这在一个穷乡僻壤的乡村也是少见的。丫儿的出现，让我和我的其他小伙伴对涛子有了一点点的疏远。割草的时候，我们避开涛子和丫儿，去另寻领地。星期日参加队里的劳动时，或是晚上玩的时候，也经常的如此。这使我心里有一点不适，感觉自己空空的，失去了自己最好的伙伴似的，可过了一段时间我也就适应了。
过年了，我想找涛子玩，涛子和他哥同住在一个屋子，他哥是退伍军人，屋子里有点军人的气质，衣服、被子叠的整整齐齐，收拾的干干净净，涛子也受他哥的影响，喜欢整洁干净，涛子卖草钱买的一领活面的确良棉大衣，穿出去挺时髦，看电影回来还要把大衣叠好放在床头，用手抚平，整整齐齐，我看着挺舒服，后来也跟着学呢！
我推开涛子的门，涛子和丫儿在屋里，很亲密的样子，我的到来也没有引起他俩太大的注意，只随便打个招呼便继续他们的事。我坐下来也尽量是自己融进他们的谈话之中，以便解脱我的多余。这时，我拿起涛子的烟叶和纸在手中卷烟，涛子已经早就抽烟了，我也跟着他一起抽，觉得好奇，好玩，浪漫，也能招人的眼球。这时因为无聊我就想用这烟改变下气氛，搞个恶作剧，过年放完炮剩下的小红炮，我把一支小红炮放进烟卷里让给Y儿、给她个惊吓，可是涛发现了我的动作，走在我面前，顺手抢了过去，不高兴的教训了我几句，可是我并没有觉得委屈，因为还是感觉他比我成熟，从这件事情上我还是很服气他。
我和涛子都是一九六零年生人，六八年上小学，七四年上初中，我们这代人是随着文革的脚步走过来的，学校停课学工、支农，要么就搞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本来上课的时间就少，又停课，使得好多同学没有上进心，家长的想法也是孩子不如多干点家务活，给家里增加些收入，再加上当时没有高考，毕业生居民户口的去插队，农民户口的回村里。这在学生的脑子里，好成绩也没啥用处，造成不求进取之多。还常常发生学生和老师打架，学生哄闹课堂之类，我们班里就有同学上学连课本都不带，上课把老师的白衬衣泼上墨水，老师气愤的将衬衣烧掉。我们上学好多时候就是去玩，寻开心，耽误青春啊！
生产队队长大嚷大叫，说谁谁家的孩子，放假不参加队里劳动，去割草，是搞修正主义等等。我们队里的队长是很凶狠的，谁干活慢了，或者边干边说，都会大发雷霆，他会把你的工具夺过来扔了，再将你的人赶走，社员们也不敢吭声，当时控制人口流动，离开生产队，你哪儿也去不了的。
我和涛子只好减少去割草的次数。适当参加队里的劳动。可是放了学还是得割草，一次割草时，因为天气热偷吃了队里的梨，看青的追了我们很远，但终也没有追上，他回去告诉了生产队长，队长集结民兵在村口等我们，当我们背着草出现在村口时，便被扣留了，队长大发雷霆，怒气冲天，大叫着、用手比划着，极凶，围观了很多人。 队长叫我们在前领着民兵去取梨，他以为我们偷了很多梨，藏在了地里。我们没办法只好领他们去。在黑黑的夜里又走了一遍深深的大岭，很远的。
那天的天特别的黑，而且队长还叫涛子和我分道走，队长在我这边，他一会儿让我停住拷问我，一会儿挥手叫继续走，深山里深一脚浅一脚的有点怕，肚子也饿，还有点困，我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他们叫我去取梨，我没有地方去取，因为我们没有摘那么多梨，只吃了几个，兜里装了几个去割草，没有藏梨，上哪里去给他们取？多是指着我们边走边吃的道边上，草根里去找吃剩下的梨核，其实这也不光是我们扔的，都已经烂了、谁仍的都有。
某些民兵为了讨好也四处捡来不知是谁吃的梨核，队长不停的督促我去找更多的梨，可是我达不到他的要求，他便疯狂至极，恨不得一掌将我拍进地里，他的一致狂热情绪也并没有摧垮我的精神底线。我从开始时的恐惧害怕，逐渐又变得无所谓，怎么着也是这样，随他们爱怎样怎样吧！我想：不就吃了几个梨吗？我能有死罪吗？这样想来我反而从心底里生气了一点胆量。
这时队长便觉察到已到后半夜，劳动力一天的人们取梨一无所获，他的情绪到了穷凶极恶，边吼边冲着我狠狠的捶去一掌，那情景就像日本兵屠杀八路似的，我站在队长对面的坡上，由于刚才的自我思索，有了一点底气，我见他使劲儿一巴掌打过来，不躲不闪，不知我怎么了，还挺直了胸，体内从下往上升起了一股勇气，他的掌打在了我的前胸，我没动一下，也没觉得疼，队长反而倒退了几步，或许是我站得地势高一些，地形对我有帮助，这样一来，队长反而怂了许多，没敢再去打我，只是继续乱吼着。
这一夜的时间太长了，我的背篓里装了三分之一的梨核，来执行任务的民兵也都觉得累了，几个跟在队长后面吵吵嚷嚷的也没了精神了，几名女的靠在树上打盹儿，空气间刚刚显得有些宁静，偶尔有几声牢骚，或蚊虫的声音。
队长不得以的鸣锣收兵，他内心丧气但表面还是说要采取怎样怎样的措施，如何处置等等。还说要给民兵都记工分，出在我们两家身上。
由于我父亲有历史问题而被沦落，所以队长还是在我家门口大闹一番。母亲从来怕事，当时便躺地蹬腿没气儿，吓死我了，我赶忙跪在她面前说：“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就怕母亲倒在地上死了。
这件事后来还是占了涛的光。涛的爸也是队里的干部，弄得不了了之，其实他们也没找到偷梨的证据。
这件事使我不能忘记，也深深的教育了我，让我知道了我的家和我在村里的位置和分量，什么事我可以做，什么事是我不可以做的，这是对我的一次教育，感谢文革，感谢队长，感谢时代。
虽然当年常说割“资本主义尾巴”，但是生产队里有三驾马车，十几头大牲口也是要吃草的。队上的活不忙，就偷着去割草。对于我们两个小伙伴来说，割草就是种享受，上瘾，还能改善生活。能去割草就高兴，割草的时候两人常常分离，走得远了，互相见不到对方，就编了暗号口里吆喝吆喝：“一把草！”答：“镰刀！”一唱一和的哈哈大笑，快乐至极，笑声回响在山谷之间，在这大山里，旷空无人，只有我们两人享受大自然的快乐，经过了几次秋天之后，割草的孩子也多了起来，我和涛也只好去更远的地方割，我们须走一个半小时的路程，经过一道山梁，这叫闯道，到达山顶时，呈现一凹字型山口，过了山口下山去，叫差巷。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在山口处，吃饭后休息、聊天、抽烟、卷叶烟抽。
我们喜欢割草，割草的伙伴也增加到了三四个人，在割草中得到许多快乐，我们之间我话不说，割草、玩耍或者唱歌，有一天我出了个好主意，我们每人在割草时顺便割一把条，回来后卖给供销社，挣了钱我们几个去大食堂吃顿好饭去，立刻得到大家赞同，结果我们割的条全都放在一起也有一大捆，一百多斤呢！卖了七块多钱，小伙伴们骑着自行车在矿上的浴堂里洗澡，然后去食堂开了一次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洋荤，全都高兴的不得了。
我们还从大人那里学到了观察天气，什么“早看东南，晚看西北”呀，什么“晚上下雨连三天”啦，还有蘑菇云也会带雨等。涛他爸叫我们口渴了含枣核，或者草棍儿能止渴生津，我爸教我们打立背子，学会立背就不用篓子了。
回来的时候要背很重的草，走很远的路，涛子在前边走，过一片上坡的路，有下过雨的湿滑，涛子猛然滑到，重重的一大捆草砸在了他的头上，我吓慌了，大声叫着涛的名字，我以为他被砸晕了，过了一会儿，涛子翻身起来了，是他的篓子起到了支撑作用，我的心像块石头落了地，真的好悬呀，我都快哭出来了。
又一次没带干粮，饿了，我们只好去白薯地里挖些红薯，然后找块石板，将红薯削成片架起来用火烤，涛子口急，红薯还没熟便说：“不大离就吃了吧！”边说边拿起来吃，还狼吞虎咽的，烫的他直吸溜嘴，这些时刻，记录了我们的美好时代，成为以后回想起来的美好记忆，长大后不管是在哪里，多有钱，多成功，也找不到这童年的欢乐和幸福。
大山绿了，又变黄了。大石河水冻了，又融化了。
河水年复一年的奔流着。
结束了学生时代，我们回到了自己的村里，我和涛的童年时代也结束了。我们之间接触的逐渐少了，他由他父亲安排在村里当了电工，之后几年又去了乡里的石板厂。我则在队里放牛、赶毛驴，往北巷沟驼粪，这二三年里虽然挣工分少，但很自在，我赶着两头毛驴，在深山沟里边走边唱歌，也是自在。
直到改革开放，我才由村里走到了国营煤矿，当了工人，走出了限制我的少年时代的村里。
后来，涛子结婚了，又生了儿子，妻子也是我们同班的同学，但婚礼我没能参加。
那时候涛子经常钓鱼，也经常喝酒，好多年过着这样消遣的生活。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在人们匆忙的脚步中，并没有见到涛的身影，他好像沉醉于对酒当歌，与鱼为伴了。
改革了石板厂散了，他也能解放了，可以自由的玩了，在我看来他好像总是醉不醒了，然而他也有时来运转的机会，不知身机会他在铁道边的山头边上盖起了四间瓦房，是他自己一砖一瓦垒起来的，后来又托人办了房子手续，很不错的盖好了房子，后来的几年又在房子的后面上坡上起石板，卖了不少钱，涛子翻身了。县里修路又占了他的房，拆迁又得了一笔钱，由于拆迁，他又重新搬回了老房子，他的日子好了，回到了老房，他想起了逝去的父亲，同时也想起了我.
他把我请了去，那天，涛子喝多了、见景生情，他怀旧，他哭了、很久很久。他和我说了很多话，聊过去的事情，聊我们之间的感情，把所有的情都融进了酒里，他醉了，醉了后我们俩同睡在老屋的土炕上，呼呼的打呼噜，我走时涛把他钓的鱼送给我，非要我带走，我也不便推辞，这是情谊。
2011年，涛子得了脑血栓，他走了，走的特突然，那天是2011年11月11日，是光棍的节日，我是第二天清早7:30左右接到他爱人打来的电话，当时我起身便开车去火葬场追他，但我知道得晚，还是没有赶上，我追着丧车的车队返回的路上，一直赶到他的灵堂前，见到了他的遗像，伫立而泣，我给他烧了许多纸钱，叫着他的名字，在场的村里人都知道此时我的心情。过去的事情成为了历史，涛子永远离开了我，而我也无力挽回他的生命，我知道我这时候必须要坚强，但也止不住悲痛的眼泪，“逝者如斯夫”，一切都过去了。
又过了几年，我转到公交公司上班，休息时和工友到山上挖麻梨疙瘩，时隔多年，我又重新走到了和涛割草的地方，我走上闯道，走上山口凹的我们常在那里吃饭休息的地方，触景生情了，便大声喊出涛的小名儿，可没有人回答，只有我的泪水涌出，涛啊，我想你了。
我的涛子永远离开了我！我想告诉所有的人，好好珍惜自己的知心朋友，人生难得一知己。
涛子的离去，让我感觉像告别了一个时代，没有了他，我会觉得生活淡薄无味，但我也会调整好我的心态，收拾好心情，继续走我的后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