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我是最小的女子，也就是爹妈的老疙瘩。俗话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所以虽然我是女孩，因为是家里面最小孩子的缘故，我也两个哥哥一样倍受宠爱。
我们兄弟姐妹有六个，听母亲讲在三姐和大哥之间还夭折了一个，是个男娃，至于怎么夭折的母亲没说，我也没有问。据说当时奶奶哭得惊天动地。“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母亲在那几年，遭受不少来自奶奶的歧视和刁难。好在母亲的肚子争气，“不负众望”三年生下两男娃，那就是我大哥和二哥，后来又有了我。
我们兄弟姐妹六个。这在那个年代的家庭是很常见的，有的家庭甚至还有八姐九妹之说。当然，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家家户户都很穷。
在我看来三个姐姐中，数三姐长得最好看。不仅仅是因为她对我最好，我才觉得她好看，而是因为她确确实很实好看，不像我又黑又瘦，头发枯黄，用父亲的话说:“我的小老女，是个猫精子”，语气里透着满满爱意。
我的词语过于匮乏，不足以形容三姐的好看，但从别人看三姐的眼光中，我老早就知道十里八乡再也没有比我三姐更好看姑娘了。她那黑黝黝的长辫子，白玉无瑕的瓜子儿脸，弯弯的柳叶眉，柔情似水的大眼睛。端庄秀丽，优雅大方，有一股别的农村姑娘缺乏的灵气。
邻居们都说，三姐生下就随父亲，是个美人胚子。
我的父亲是一个乡村教师，你要想打开他的话匣子，就和他谈村小学校的历史——他不是很健谈，但一旦说起小学校的从前，父亲的话立刻多了起来，根本“刹不住车”。平常他的口头禅就是:“要不是我，就没有咱们现在这个村小学……”。人家就知道父亲的车轱辘话扯了藤，开始没完没了……。
那时候，我们村小学，只有五间土墙灰瓦房，一个破土院子。一个班级要教上二到三个年级的孩子，父亲当真也算是学校的“开校元勋”了。他用一块儿铁皮挂在学校院子的一棵树杈上，用一根铁棒敲击，权且充当铃铛，“咣咣当当”，通知上下课或者上学放学。
我们上学的书包是用旧衣服缝制的，各种颜色，五花八门，就这大多数还是弟弟妹妹捡哥哥姐姐用剩下的。里面破破烂烂的塞了几本揉得像烂稻草一样的书和本子。另外装的就是碗底扎的一个一个的小石子，或者用旧毛线搓成的橡皮筋儿。我们玩石子，把各个手指都玩出倒刺儿。一扯掉就鲜血淋漓。
跳皮筋可以让两个举皮筋儿的人一级一级增加高度和难度，直到最后把皮筋高举上头顶。我们在课间玩起来，上课铃声响了，大汗淋漓地跑回教室，仍然意犹未尽。这种能够跳过头顶的“绝活”只有三姐才有，三姐跳得最高，三姐的这个“特异功能”让全校学生羡慕了许多年。三姐颀高的个子，苗条的身材，跳起皮筋上下跳跃，像一只花蝴蝶，叫人眼花缭乱。现在想来应该有唐朝“汉宫飞燕”的意味吧。
当我记事的时候，大姐，二姐就早早的嫁到村里的人家。那时候，母亲们和儿媳妇或女儿同年生小孩子的比比皆是。三姐和我相差有十岁，当我开始上学的时候，三姐初中毕业了。
那是个用红薯和萝卜充当零食的年代，小伙伴端着饭碗在池塘蹲成一排，大家边吃饭，边会把各自碗里的菜扔进池塘里，以谁家里的菜油漂的多为荣。
等我读上学一年级的时候，学校也扩建了两排砖瓦房，有了一个沙石小院子，一个年级在一个班，小学一共五个年级。学校的铃铛也换成了挂在树上的大铃铛，中间带了一根长绳子。一扯就“当当响”，小院子的正中间埋根好高的木桩，上面挂着一面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因为家里穷，孩子们除了上学还要帮助大人下地干农活，扯猪草是所有孩子的头等大事和“必须的功课”。大多数孩子根本读不进书，读了几年就早早的辍学。
三姐坚持读到了初中，我们的村小学没有初中，读初中的时候要到十多里外的乡里去。别看父亲是个老教师，却是眼光老旧，家里有四个女儿足以让他深恶痛绝，两个儿子和我这个老幺女，父亲还宠溺有加，他只希望儿子继续读书，闺女都是赔钱货。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呢，将来还不是要嫁人。母亲虽然识字不多，却在她朴素的认知中，读书可以改变命运。所以一直与父亲默默抗争。
那年三姐初中毕业，没能考上中专。父亲要求她下地劳动。清楚的记得那阵子姥姥住在家里，姥姥也是一个裹着小脚的农村老太太，根本没有“话语权”，任由母亲又哭又闹，三姐总是默默的流眼泪。
后来，三姐答应在暑假期间到城里的姑姑家帮忙带两个月的孩子，姑父在城里医院当医生，姑姑好像是护士。当然他们答应付给三姐相应的报酬，可以作为复读的学费，这样三姐才得以复读一年。
在复读一年里，除了寒暑假节假日，三姐几乎很少回家。偶尔回家也是用网兜提上两个大药玻璃瓶子，离开的时候装满了家里的发了霉的咸菜——满满的两大瓶，勉强应付一周的菜钱。每到夏秋季节，母亲就会种许多不知名的蔬菜，然后秋冬时节一股脑的撒上盐，腌在大缸里，我们都清楚这大缸菜都归了三姐。
家里兄弟姐妹多，负担重。没有钱给三姐作为菜薪钱。其实那时候一份最好的肉菜也就5毛钱，一般的青菜就是二毛三毛不等，大多数家庭都吃不起，一周只有周日一天是休息天，学生娃回家凉干饭就腌菜泡上开水就可以吃上几碗。大多数孩子营养不良，胃酸过多一低头口水都流出来了。
那一年，三姐考上了市里的中专，考上中专就意味着脱离了农村，家里给缴纳粮食，转走粮食关系，三姐就可以成为一个我们眼里和心里的城里人——那个时候城乡差距几乎可以说是云泥之别，城里人和乡下人任谁一眼就能分辩出来。
那时候的乡下人，骑一辆没有泥瓦没有脚蹬没有铃铛的“三无”破自行车。由于早起赶集出门时天多少有点凉，可能要穿一件厚外套，到了街上厚厚外套不合时宜，总是脱下揉成一团装在自行车把上面的提篮里。(那件厚外套或许是自己出门才肯拿出来穿的最好的“出门褂”)。乡下人皮肤黝黑粗糙，手都干裂了，手指甲里塞满了黑黑的泥巴。鞋上面无一例外地沾满了泥土。城里人却衣着笔挺整洁，手和脸保养得得红润得体，溜光水滑，头发打上发蜡，有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小时候我还以为城里的水含还有什么东西，才能把人的脸洗得那么光洁白净。不像我们家的压水井，水压起来就有黄垢，桶沿，缸沿，锅沿就连碗沿都有一层厚厚的黄垢——我们才是名副其实的“炎黄子孙”。
姐姐考上中专，家里像过节一样热闹。特别是母亲，很滑稽地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把三姐录取通知书拿给前来看热闹的父老乡亲，四处炫耀。
开学的时候，母亲找大姐，二姐借了学费和粮食把三姐送到了学校。这以后我仍然在村小学上学，那时候三姐也仅有十八岁。
学校再次放假回来了，三姐就出落得跟从前大不一样了——虽然她一直是一件外套穿三季，总是那个套着袄外面的旧外套，洗得干干净净，夏天天热的时候，把袄脱掉穿上旧外套。三姐声名远播，十里八乡都知道我们家出了个“女秀才”，并且不出预料地出落成美丽少女。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外套，马尾辫，依然无法掩藏三姐的天赐姿容，是那种每个人见了都会心头为之一亮的面孔和身段。
三姐中专毕业后，我也不懂什么叫做专业，反正她不知为什么，分到了县城十字街中心商场里担任会计。不管怎样，在我们眼里，漂亮的三姐，己然成了父母的骄傲，地道的坐柜台的人——小时候的印象中，城里面坐在柜台里面的人，无论男女都是那么体面，那么优雅。哪怕是粮管所的收粮食的男人女人，坐在只留有一个小窗口的办公室里，我们在窗口外，掂起脚尖，巴巴的朝里面看，带着满脸谦卑的笑容，内心里好像面对一只“价值连城”的大熊猫。
我们家距离城里有十来里路。那时候条件差，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大家都习惯步行去城里赶集。
到了城里，当然都要到商场去找三姐。只要我和大哥，二哥往三姐面前一站，她就知道我们又来要钱要东西了。我不知道三姐有多少工资，反正看起来三姐有花不完的钱。
三姐见不得我们穿着寒酸，总是先把我们焕然一新，然后到外面去吃那些我们早就垂涎欲滴的馄饨或者肉丝面条，还有米酒汤圆。
印象最深的是，三姐给我买了一双我心心念念的高筒雨靴。这种雨靴在我们那泥泞不堪的土路上太实用了，同桌的那一双黑色小雨靴让我羡慕了好久，我真可称得上是“朝思暮想”。
我那时候有十来岁了，看到母亲每天的忙碌又愁苦，哪里好意思开口要这种“奢侈品”。有时连阴天，我不得不穿上父亲的大雨靴，烂泥粘着大靴子拔不起来，我根本挪不动步子。母亲做的布鞋，被雨打湿后，只好脱掉提在手里，打赤脚在雨里跑来跑去。
那天又是一个下雨天，父亲带我去县城，父亲先把我送到三姐的商场，自己去办事。三姐看我的鞋子全打湿了，十几岁的大姑娘在在县城又不好光着脚丫，脚也让湿鞋泡得白茫茫的，虽是初夏的季节，我也冻得嘴唇乌紫，站在那儿瑟瑟发抖。
三姐先给我买了一件粉红色的毛衣，正准备给我拿一双球鞋。我才不好意思地把三姐拉到卖雨靴的柜台边，三姐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边笑着点着我的鼻子，疼爱的望着我:“傻妹子，你早说呀！”边请里面的大姐拿出靴子让我试穿。
天大的好消息！我终于拥有了一双新的雨靴，还是粉红色的，上面还有一个卡通人物画，不知比同学们的好上多少倍，兴奋得恨不得立刻赶回去炫耀，从那以后日夜盼望下雨，最后甚至大晴天都想穿上它。
那年，村里通了电，家家户户安上了电灯泡，这灯泡不知比煤油灯亮了多少倍。人们把个灯泡开关线，稀奇地拉来拉去，整个村子都欢天喜地，像过年一样热闹。
当天，大哥，二哥就迫不及待地到县城找到三姐，要买台城里人才有的黑白电视机。当然，三姐从没让他们失望，在商场赊了台17英吋的熊猫牌黑白电视机。大哥，二哥用扁担和箩筐步行抬回了家。
这在我们村成了一个爆炸性的新闻，那时候大家只是在商场里面看到过正在播放节目的黑白电视机，到县城赶集的人们，办完了事有时会赶到商场。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些尺寸不一的黑白电视机，演着同一个节目，好像进入了迷宫，流连忘返。
这次，听说我们家里买了电视机，好多大人小孩都争先恐后的等在我们家的大院子里。大哥，二哥刚进院子，人们就围上来，年轻人都动手小心翼翼地拆包装，小孩子是没资格摸电视的，当然我是例外。
大哥，二哥也不嫌累，马不停蹄安好电视和室外的天线。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叽叽喳喳，心却提到了嗓子眼，兴奋的看着崭新的电视机。院子里根本坐不下，大哥搬张桌子放在我们大院子里面，把电视工工整整的放在桌子中间。大家或坐或站，聚精费神的看着电视屏幕。当然我肯定是骄傲地坐在前排中间的好位置，那些同学个个都要“唯我马首是瞻”。
父亲打开电视机，把室外天线七调八调，黑白电视机里立刻响起了《霍元甲》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所有人都激动脸上都放着光，带着笑，大人小孩儿都像看电影一样，挤满我们家大院子露出笑靥。
那以后，学校的同学们放学就爱厚着脸皮，赖在我家里看电视。偶尔来人不少，一屋子汗臭小屁孩守着电视机傻乐，动画片《猫和老鼠》《葫芦娃》之类，还有《封神榜》《渴望》重播多次了，还是照样看。
可是每到晚上七点，不用父母切掉我们的节目，所有的台都变成了《新闻联播》。当那熟悉的片头音乐响起的时候，下面开始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好像只有我们家的电视才会这样，城里的就不会。当播音员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回荡在整个院子里，我心里沮丧极了。
我很失落，丢了脸面，眼见小伙伴们纷纷耷拉着脑壳，似乎在指责我家的电视不及城里面的高档，大家预备作鸟兽散，我急得跳起来大声问：“爸爸！这《新闻联播》怎么天天有啊？你知道有几集啊？啥时候完？”父亲边端起他晚上必喝二两的烧酒杯边说：“《新闻联播》没有集，见天有，并且一年到头都不会完。”这回答包括我都不相信，以为是父亲母亲是怕费电想赶人走。
只有当周围村庄放电影的时候，仅剩几个行动不便的老头老太太，才会坐在我家院子里看电视。青壮年和小孩子更愿意去看露天电影。
露天电影的屏幕会挂在村口较为宽敞的地方。把白色的银幕四个角拴在两个大树之间或者是钉在谁家的山墙上，大家坐得约定俗成——前面是席地而坐的小孩子，中间是带了凳子的大人或者小孩，后面无一例外的全是青壮年(名义上是看电影，其实就是相亲或者约会)小姑娘打扮的花枝招展，等在阴暗处，小伙子们推推搡搡，吹着口哨好不热闹。
为了看露天电影，我几乎都不敢吃晚饭。总是一步不离的跟在二哥后面，(大哥参军入伍到部队去了)生怕他把我甩了——他一贯嫌我麻烦，总想趁我不备，约人偷偷溜走。可是甩我哪有那么容易？我几乎次次都能做到“紧跟死守”。
那时的夜好黑呀，你是否见过黑暗，那种一整块固体一样的、打不动撕不碎的、就不知道自己长没长眼睛的黑暗。他像块宽大无比的幕布笼罩住田野和村庄。有时候天幕会有一大块亮光，那是月亮。
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的跟在大孩子后面，夜晚的凉风吹在脸上，大家都很兴奋。二哥他们说什么我们都是只有听话照做。
我们走了一会大路，一会小路，好似永远没有尽头。极其遥远地，有音乐声抑或者是歌声，来自不知名的远处。声音淡极了，混合着一两声更加遥远的犬吠、鸡鸣，隐隐约约，若有若无。声音如此生动而遥远。无来由地，听着遥远的犬吠，看到夜幕下的村庄，大家朝着并星星点点的灯光奔跑着，好像看到希望。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生怕惊扰了这个意境，有种“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的意思，偶尔会有同伴摔倒了，也不敢叫，慌忙爬起来跟上“大部队”。
大家都怕跟不上趟，更怕看不成电影。拼命拉紧大孩子的衣襟，手心汗涔涔的。二哥他们轻车熟路，东拐西拐把我们领到村口，豁然开朗，一大片开阔地上，先看到几盏大灯泡下，黑压压的或坐或站大帮子人，抬头大屏幕挂在两棵树之间——这对于我们来说，无异于就是世外桃源了。
二哥把我们安排在屏幕的前面席地而坐，然后他们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每次电影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加演片”，它也是如许精彩，现在想来那一定是广告片了。可在小孩子的眼里，只要是屏幕上有人或者物动来动去，再配上音乐。我们的心就开始咚咚跳，眼睛再也不肯从屏幕上挪开，生怕漏掉一个镜头。哪管哥哥们去干什么？
那时候演的电影大多是《马兰花》《神笔马良》《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并且那一阵子会一直重复那几个影片，另加一个打仗的片子。有时一个影片不知看了多少遍，但仍然十分享受，乐此不疲。
当电影放映到最后的时候，我们部队的“好人”开始吹起冲锋号——我们一贯称我们部队的人是“好人”，对方必然就是“坏人”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好人”的战争要胜利了，电影也要结束了。大家纷纷的从地上爬起来，拍打身上的尘土，开始到处寻找二哥他们，被他们拉住开始回家，——其实正是电影最精彩的部分，屏幕上的冲锋号声，枪炮声不绝于耳，被哥哥姐姐们拉扯得亦步亦趋，跌跌撞撞，还忍不住频频回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