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卿第一次见到秦砚时，是民国二十一年的上海。
那天她穿着法国定制的月白洋装，站在汇丰银行的旋转门前，手里的珍珠手袋攥得发紧。父亲让她来签一份信托文件，却没说会遇上这样一个人——他穿着熨帖的深灰西装，袖口露出半块百达翡丽，正低头跟经理说话，侧脸的线条像工笔描摹的画。
“苏小姐？”他先抬眼，声音是温润的玉石相击，“我是秦砚，负责苏宅的园林修缮。”
后来曼卿才知道，秦砚不是普通的建筑师。他留过洋，懂希腊柱式，也能在太湖石上凿出流云纹。父亲说秦家是“新贵”，家底薄，可曼卿看他站在自家花园里，指点工匠铺青石板时，眼里的光比前厅的水晶灯还亮。
他们会在傍晚偷偷去霞飞路的咖啡馆。秦砚给她讲巴黎的塞纳河，曼卿就把父亲藏的雪茄偷偷带给他。有一次他送她一支银质钢笔，笔杆上刻着极小的“曼”字，她攥在手里，指尖都发烫。
变故来得比梅雨还急。民国二十六年，日军进了上海。父亲要带全家去香港，让她立刻断了和秦砚的联系。“秦家要跟日本人合作修军火库，”父亲把报纸拍在她面前，头条照片上，秦砚站在日军军官身边，笑得温和，“你再跟他缠在一起，苏家就完了！”
曼卿不信。她冒着炮火跑去找秦砚，却在他的办公室看见设计图——标注着“日军弹药库”的图纸上，他的签名遒劲有力。
“为什么？”她的声音发颤，手里的钢笔硌得掌心生疼。
秦砚转过身，眼底没了往日的光：“苏小姐，乱世里，不是所有人都能躲进金笼。”
她连夜跟着家人去了香港。临走前，她把那支钢笔扔进了黄浦江，银质笔身在浊浪里闪了一下，像颗碎掉的星。
五十年后，曼卿从美国回来，住进了重建的苏宅。整理旧物时，管家递来一个褪色的木盒，说是当年秦砚留下的。打开时，里面是一张泛黄的弹药库图纸，角落用铅笔写着：“西侧承重墙已做手脚，遇火即塌。”
图纸下压着那支银质钢笔，笔杆上的“曼”字，被摩挲得发亮。
窗外的玉兰花落了一地，像极了那年上海初夏，她藏在袖口里的，没说出口的心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