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作为莫言重量级的一部作品，触及了一个很敏感的话题——计划生育，虽然，在今天的语境下，计划生育似乎不再重要，人口老龄化已经让中国的人口政策大反转。但这段并不遥远的历史，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莫言在后记中所说：“中国的问题非常复杂，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尤其复杂，它涉及到了政治、经济、人伦、道德等诸多方面。尽管不敢说搞明白了中国的计划生育就等于搞明白了中国，但如果不搞明白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那就休要妄言自己明白了中国。”

《蛙》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它讲述了乡村妇产科医生“姑姑”——从人口爆炸增长的50年代到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80年代直至新时代——跌宕起伏的命运，“我”作为姑姑故事的讲述者，也是故事的参与者，见证了姑姑的痛苦与忏悔，也和姑姑一起成为新悲剧的制造者，在“反思”这华丽外衣的遮掩下和姑姑一起自我麻痹自我欺骗。正如莫言后记所言“他人有罪，我亦有罪。”

一、拒绝重复

莫言写作以快著称，但其实每部作品的酝酿都并非看上去那么速成。《蛙》初稿始于2002年，在写了15万字之后，莫言感到“又在重复荒诞夸张之旧套路，所用的结构方法也有过分刻意之嫌”，因此，他暂且放下，开始写《生死疲劳》。直到2007年，重起炉灶，2009年完成。

15万字，几乎接近尾声，最后《蛙》成书也不过19万字，但莫言可以全部推翻再来。他不允许自己不断地重复，更不满足平铺直叙，他创造了新的结构。前四部分以书信形式作为引子，由头是一位日本友人杉谷义人来访，了解了姑姑的故事后，杉谷义人希望身为剧作家的“我”（笔名“蝌蚪”）以姑姑的故事作为素材写一部话剧。因此，前四部分皆是与杉谷义人书信交流收集到的“素材”。小说的第五部分直接以话剧形式呈现，是对书信中反复提到的 “写一部话剧”的回应。话剧让每个上场的人物都开口说话，使叙述角度多重复调，增加了叙述的层次性，使主题更加丰富立体。

计划生育是敏感的话题，甚至带有政治色彩，如何巧妙规避这其中的政治红线，莫言说：“事件尽管敏感，但是我没有把再现事件作为我的目的，因为这个事件矛盾越尖锐，对抗越激烈，越是复杂、越是敏感，人性表现得越是充分。在这样的事件、环境里，就是对这个人物一种灵魂的考验，或者我设置了一个人类灵魂的实验室，用这种特殊的事件、特殊的环境设置了这么一个实验室，把我的人物放进去考验他，然后看看他的内心，看看他的灵魂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蛙》的叙事方式正是践行了莫言的“灵魂实验室”。整部作品并未着墨于宏观叙事，而是通过突出“姑姑”这个人物形象，以片段似的讲述方式，让姑姑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个性鲜明饱满，突出了人物的命运起伏及精神世界。

“我”既是讲述者又是参与者，有客观叙述也有主观感受，但这还不够，在小说的第五部分，莫言用话剧的形式，让多个人物发声，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多重视角下的集中爆发和展现，突出了问题的复杂性，尤其安排了为“我”代孕的陈眉大量台词，深刻揭露了“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虚伪与丑陋，这也同样是莫言的“精神实验室”效应。

二、人性的，太人性的

《蛙》主要写的是妇产科医生姑姑的一生。姑姑的父亲是八路军的军医，在胶东一带名气很大。姑姑开始在乡村推行新法接生，很快取代了“老娘婆”们在妇女们心中的地位，用新法接生了一个又一个婴儿，一时间姑姑被誉为“送子观音”。但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姑姑毫不留情地贯彻落实，经姑姑之手被扼杀在娘胎中的婴儿也同样遍布高密东北乡，姑姑又成了冷血的“活阎王”。

姑姑是一个昂扬的斗士，不管是接生还是节育，都毫不惜力地冲在最前面，她对工作充满了热情，是坚定的共产党员，党指哪，她就打哪。迎接新生命的时候她倾尽全力，打击超生的时候她也一样全力以赴，甚至自己遭到袭击、承受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也依然坚定不移。

但晚年的姑姑，开始忏悔。姑姑说她的手上沾满了血，一半是芳香的，一半是腥臭的。芳香的是那些接生下来的孩子，腥臭的是那些被打掉的孩子。“姑姑一直认为自己有罪，不但有罪，而且罪大恶极。”姑姑一生没有生养，晚年嫁给捏泥娃娃的郝大手，把曾经打掉的孩子经自己的想象，让郝大手捏成一个个泥娃娃，烧香供奉，给这些孩子重新安排投胎的去向，就好像她真的能让那些逝去的生命回来一样。

“我”一直与姑姑的逻辑同频，为姑姑开脱。尽管，我知道姑姑与一个超生的孕妇周旋，孕妇跳河逃跑，姑姑的逼迫让水性很好的孕妇命丧大河。尽管姑姑因为“我”的前妻王仁美偷偷怀孕，用了极其卑劣的手段胁迫王仁美上了手术台，但身孕五个月的王仁美没能活着离开手术室。尽管我亲眼所见姑姑追逐我的同学王胆——一个怀孕七个月的侏儒孕妇——在逃跑的船上被迫早产，最终孩子出生，王胆死去。但“我”无法认为姑姑是一个冷血的杀手，因为在那个时代，“换个人也一样如此”。

这种逻辑自洽也同样体现在“我”代孕生子这件事上。虽然，这原非“我”本意，是我的妻子小狮子——那个跟随姑姑四处执行计划生育的徒弟——坚持要为我生个儿子传宗接代（这本身就是莫大的讽刺，当初为打掉超生的孩子，小狮子和姑姑都在高喊着男女平等，而“我”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对于已经年过半百的“我们”，这个心愿的满足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新时代似乎不再困难。

莫言直言不讳，在新时代“农民可以流动着生、偷着生，而富人和贪官们也以甘愿被罚款和包二奶等方式，公然地、随意地超计划生育，满足他们传宗接代或继承亿万家产的愿望。大概只有那些工资微薄的小公务员，依然在遵守着独生子女政策，他们一是不敢拿饭碗冒险，二是负担不起在攀比中日益高升的教育费用，即便让他们生二胎也不敢生。”

“我”作为一个有点钱、有点地位的知识分子，“我”的妻子选择了代孕这种方式，希望拥有一个可以“传宗接代”的儿子。当“我”得知那个帮“我”代孕的女子就是自己同学陈鼻和王胆的女儿、曾经还被小狮子抱养过半年的陈眉时，“我”的内心是抗拒的，我甚至觉得这是乱伦，我坚持要见到陈眉，把孩子打掉。但很快“我”就被说服，“我”想到前妻王仁美身孕五个月最后命丧手术台，“我”不应该再成为一个杀死胎儿的凶手，“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别人的事。“人们都在用最大的热情歌颂着生育，期盼着生育，庆贺着生育，我却因为有人怀上了自己的孩子而痛苦、烦恼、焦虑不安。这只能说明：不是社会出了问题，而是我自己出了问题。”于是，“我”欣然接受了这件事。

人，就是这么容易自我麻痹、自欺自人。

当“我”、小狮子和姑姑一起欣喜地迎接新生命的时候，我们谁也没想过那个替“我”代孕的陈眉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我们”眼中，她不过是一个提供卵子和子宫的工具。于是在第五部分，莫言安排了之前一直沉默的陈眉发声。孩子出生之后即被抱走，还被哄骗孩子已经死了，陈眉疯了，她孤注一掷地要找到孩子，但无权无势的陈眉终究是无法如愿的，“我”和小狮子夺走了孩子。姑姑也成为这件事的“帮凶”，从帮助小狮子假装怀孕、假装生产、假装坐月子、还要假装喂奶，姑姑都以为她在救赎自己曾经杀死那么多孩子的罪恶，帮“我”保住孩子，但她也一样没想过陈眉的存在。

“我”和姑姑以为的救赎，只不过是另一个罪恶，“我们”希望洗刷自己手上的鲜血，但同时剥夺了陈眉作为母亲的权利，陈眉就像曾经在姑姑手中死去的那些怀孕的女性一样，在黑暗与沉默中被掩埋。这隐蔽的恶比彰显的恶更加沉痛有力，直逼灵魂。

莫言说 “写作要触及心中最痛的地方，要写人生中最不堪回首的记忆，还应该写人生中最尴尬的事，写人生中最狼狈的境地。要把自己放在解剖台上，放在显微镜下。”

鲁迅先生说：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三、魔幻是现实的折射

莫言喜欢魔幻，这是他的美学精髓。魔幻在莫言的《生死疲劳》中贯穿全书。《蛙》更写实，魔幻是其中的点缀，但仅仅是不多的点缀就足以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一生风风火火、也不乏追求者的姑姑，为什么最终嫁给了似乎十分漠然、也与姑姑没什么交集的郝大手？姑姑的讲述就如魔幻大师放映的一部电影，非常有既视感：一个晚上，姑姑喝醉了，独自走在乡间小路上，遇到了一群蛙，姑姑“行医几十年，不知道走过多少夜路，从来没有怕过什么，但那天晚上她体会到了恐惧的感觉。”姑姑遇到的一群蛙犹如成千上万的初生婴儿的哭声，仿佛是无数受了伤害的婴儿的精灵在发出的控诉。这凄厉的哭声从四面八方涌来，把姑姑包围。姑姑说，“她感觉到它们坚硬的嘴巴在啄着她的肌肤，它们似乎长着尖利指甲的爪子在抓着她肌肤，它们蹦到她的背上、脖子上、头上……它们那冰凉粘腻的肚皮与自己肌肤接触时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恶心……”姑姑疯狂地奔跑，衣衫褴褛，慌不择路，正在极度恐惧的时候遇到了月光下正在捏泥巴的郝大手。他救了她，于是，她嫁给了他。

姑姑遇到蛙群，很像一场噩梦。那晚，姑姑宣布退休。这意味着，她作为一个妇产科医生的使命终于结束了。但她的内心却并不安定，因计划生育，姑姑让多少胎儿成为亡灵，即便她表面坚强甚至坚硬，但在一个个夜晚，她的灵魂无法安放，她常常失眠，到月光下游荡。这段姑姑遭遇蛙群的魔幻描写，是姑姑潜意识的投射，姑姑对自己曾经扼杀的婴魂始终心有愧疚，蛙是姑姑最讨厌的动物，蛙却变成孩子的象征来折磨她撕咬她，让她恐惧，甚至把她逼迫到了穷途末路，姑姑试图用这样自我虐待的方式来救赎自己。姑姑是计划生育政策坚定的执行者，但也和经她手断送性命的千百个孩子一样，她也是受害者。

还有一段描写也同样魔幻。“我”与同学交流过代孕一事之后，内心的包袱卸下来，心情轻松地走出酒馆。“我”看到在不远处落魄的陈鼻（他的女儿陈眉为“我”代孕）在乞讨，似乎是出于一种补偿心理，又似乎是一种“混得好”的优越心理，“我”给了陈鼻一张百元大票。当“我”离开后，很想知道陈鼻的反应，在回头看时，却发现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将那张百元大票抢走了。

“我”心中不平，决定追上那个男孩，好好教育一番。但随后“我”遇到了非常魔幻的一系列麻烦：“我”被男孩用铁丝扎破双手，被男孩的妈妈碰瓷说碰坏他们的车，被一街的人追着喊打，“我”的角色莫名其妙地发生了转换，本来是抓贼的“我”成了被追的“贼”，任凭“我”年轻时怎样擅长跑步，如今五十五岁的“我”已经体力难撑，终于气力耗尽，摊到在地，追赶我的众人以为“我”死了，纷纷散去。警察来了，只不过是劝解安慰，根本不予追究，“我”只能自认倒霉。

这一段是真实发生的，不是梦境，也没有幻想，但其魔幻之处在于，“我”在追逐所谓“正义”的过程中事情的反转。“我”以一个正义者自居，认为自己是有良知有道德的人，“我”给陈鼻百元大钞，看似是一种施舍，实则是良心不安在作祟，他的女儿为“我”代孕，我用钱来表明这交易的公平，“我”始终希望自己站在道德的高地上。但当那个小男孩把钱抢走，“我”又觉得不值，要把原本属于“我”的钱要回。小男孩是超生家庭的后代，他的外祖母就是那位在大河中丧命的孕妇，他们一家人对姑姑有宿怨。“我”被小男孩及其家人挑衅，拼了老命逃跑，这场面非常戏剧化。而且，最终，“我”没有可以说理的地方，警察都懒得管。但“我”却因这件事得到了解脱，“我”对那个陈眉腹中的孩子极其渴望，认为“我”所受的磨难都是为了这个孩子的出生，“我”内心不再亏欠与愧疚。“我”的良心得到了抚慰。

这其实和姑姑被蛙群折磨是同样的心理机制。用痛苦恐惧的经历来救赎自己，似乎，“我们”已经历过了折磨，已经赎过罪了，接下来“我们”就不再被良心谴责了。

可见，魔幻的出现都是现实的折射，人物的内心如此纠结矛盾，在善恶、对错、是非之间的摇摆，是现实的梦境，是梦境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