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风云际会路漫漫
（1）
却说那个小个子的邓斌，也就是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直到一九三〇年一月，才回到上海。
结果第一件事就让他感到棘手。他的老婆张锡媛快要生孩子了，他却什么也不懂，只好把她送进了宝隆医院。
此时，身边只有张锡媛的妹妹张晓梅，他只得求助于邻居邓颖超。原来，他们在上海隐蔽搞地下工作时是同租一幢房子，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楼上，而他和张锡媛却在楼下。
在他离开上海的这段日子，张锡媛是和她妹妹张晓梅在一起的，或者说是张晓梅在具体关照，但是她现在一听说张锡媛肚子疼，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待晚上邓颖超回来，才发现没对，这才叫赶快送医院。这方面邓颖超是有经验的，她是过来人，虽然和周恩来的第一个孩子没有带上，但她毕竟经历过。
有了邓颖超来帮忙，邓小平放心了。他一口一个“大姐”地叫着，听起来很亲切。不知道的人，还真以为他们俩是亲姐弟。
把张锡媛送进医院后，有邓颖超和张晓梅在医院里，邓小平这才有空去中央汇报工作。
他找到云南中路的那个天蟾舞台，向附近那家二楼卖湖南纱布的“福兴布庄”走去。
此时，中央政治局正在开会。接待他的是布庄老板熊瑾玎，他们俩是老熟人了，也就用不着对暗号，只是熊瑾玎向里屋指了一指，又拿了一个凳子给他。
邓小平马上知道，里面正在开会，他只得找个地方坐下来等。
其实，邓小平的行踪，在进入云南中路后，就有人跟踪，那是中央特科的隐蔽人员。
他之所以能顺利上楼，还是因为他以前在这里上班，熟悉地形。他看见那个在窗口吊着的花篮还在，这就说明一切正常，然后才上楼。
而楼上，当熊瑾玎听到窗口观察的夫人朱端绶发出有人来了的信号后，熊瑾玎马上明白。
结果，他掀开门帘一看，原来是好久不见的邓小平，于是对他笑了笑，用手指了指里面。
邓小平会意，也对他笑了笑，然后就在门边找了一个凳子坐下，静静地等待。
朱端绶笑着，给他送来了一杯白开水。
熊瑾玎夫妇把这个布店打点得几乎是一切照旧，在表面上看，也不是很兴隆。但大家都知道，这只是一种掩护而已。要真正做生意，只能到别的地方。
熊瑾玎现在已是中央机关的财务总会计，关于生意上的事，他可是真正的内行。目前在他的经营下，中央各机关的日常经费，基本都是靠他来解决。
那时，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机关要社会化、职业化外，作为熊瑾这个总会计，主要精力就是筹集经费和建立联络点，目前他已经开了三家酒店、一个钱庄，还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一起，经营了一个印刷厂，同钱之光经营了一个织绸厂，与曹子建经营了一爿小洋货店，还入股了一家大型布店。
这些经营的收入，全部通过他这个总会计上账，然后又划归各机关去作为活动经费。
那时，各机关并非在一个地方。熊瑾玎这里，只是政治局开会的地方，或者叫中枢机关。而组织部，却在成都北路爱文义路小菜场旁边，军事部又在法租界新闸路经远里那一带。
邓小平一边喝着水，一边在想，中央为什么一定要他回来。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时，他听见里屋偶尔传出人声，好像是在争吵，这又是为何呢？邓小平在心里嘀咕着。
一会儿后，只听周恩来在里面喊：“熊老板，你进来一下！”
熊瑾玎一听，赶快从朱端绶手中接过一个温水瓶，提着进了里间。
不多一会儿，熊瑾玎出来了，他笑着对邓小平说：“伍先生要你进去！”
（2）
邓小平一听，马上把自己口袋里摸了一摸，那里面是一个笔记本，当然也基本上是他看得懂的各种符号和简图。他们这是搞秘密工作，不能留下任何文字记载，这个规矩他是知道的。
进去后，他看见屋子中央是一桌麻将，已被翻得乱七八糟。在麻将桌前，坐了四个人，他们是政治局主席向忠发，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当然也兼任着军委书记、军事部长，然后就是宣传部长李立三和中央机关秘书长黄玠然。
自从邓小平走后，周恩来就把这个黄玠然任命为中央机关秘书长了。
除了黄玠然，这里都是目前中共的最高首脑。
此时，向忠发拿着一支烟正在抽，把一个屋子都搞得烟雾尘尘，而在他的桌前，还放着半盒老刀牌香烟。大概是遇到了什么烦心的事，使他不停地抽。
这时，周恩来看见邓小平进来，马上站起来，给他指了指墙脚的一只凳子，说：“把那个凳子拿过来，靠近我们坐！”
待邓小平坐定后，他感觉气氛有些不对。
因为除了周恩来跟他说话，其他几个都不吱声。
这时，只听周恩来说：“家里安排好了吧！”
邓小平一听马上就明白，他是指自己的妻子张锡媛生孩子的事，于是答道：“安排好了！”
“好吧，现在你不要分心，把你到广西的事情给我们详细地讲一讲！”向忠发终于开口了。
邓小平一听，马上从贴近胸部的口袋里拿出一个小本子来，然后就开始汇报起来。
此时，除向忠发外，另外几个人都开始拿出笔来在纪录。
原来，邓小平之所以被中央通知回上海，那是因为有人在背后指责中央派他到广西去搞“统一战线”，是严重的“右倾”行为。他们认为俞作柏本来是一个军阀，中共却要和军阀联合起来搞“革命”，这是一种“右倾投降主义”行为，应坚决否定，马上撤回。
而且认为，和俞作柏、李明瑞这些军阀，没什么好讲的，除了坚决的斗争之外，没有中间道路，否则就会重蹈大革命那样的失败。
持这个观点的人，是由苏联来到中国的共产国际东方部远东局。
这个远东局是在一九二九年春才在上海秘密建立的，那时中共内部正在与各方面的“反对派”进行沟通与交流，先是中共顺直省委的不断换将，后是中共江苏省委的不服从领导，但都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一个个给予了妥善的解决，就连前不久又出现的以陈独秀为首的“取消派”，也是在周恩来的决策下对他们进行了开除党籍的处理。
可是遇到这个事情，他们就觉得棘手了。
因为它不是下级出了问题，而是上级认为他们出了问题。但究竟是不是他们出了问题，这得搞调查研究，掌握了第一手材料，才好下这个结论。
可是，作为共产国际的远东局，他们代表的是共产国际，只要他们说你那个“不对”，这是具有威慑力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需要理论联系实际，但怎么去联系，这各人就有各人的搞法，可问题是，当你这个联系正在顺畅中时，却有人站出来说，你这个没对，这多多少少会使人感到不舒服。
但说这个话的人不是别人，而是在代表共产国际，不舒服是小事，得马上进行“整改”才是当务之急。
好在这个远东局来中国，它只是指导革命，不存在指挥与被指挥的关系。所以，代表中共中央发言的宣传部长李立三，就已经出面跟这些俄国佬进行了交涉，但那个远东局的负责人雷利斯基却不认账，说与俞作柏的合作，这是变了相的右倾机会主义。
以李立三的火爆脾气，真想扇他两个耳光，可是一想到邓小平是周恩来派去的，具体情况他也不清楚，这个耳光也是不敢轻易去扇了。再说，就是要和他们争论，也没有准确的数据。这就只好把邓小平通知回来，先进行了解后再说。
（3）
一九二九年的军阀战争，也使身处上海的中共中央在密切关注着这一恶性事件的泛滥与蔓延。中共对这些战争的定性，正如后来毛泽东所说的，没有哪一次是正义的，即军阀之间都是在为了自身的利益在拼死进行无休止的争斗。
但从这些争斗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军阀们去忙于战争，却无暇去顾及共产党在农村中的土地革命运动。这就使革命力量潜滋暗长起来，如雨后春笋般的到处都是。所以，在中共这一方你不管怎么说，我只要把革命力量壮大了，就没有错。
目前，在军委书记周恩来的数据库里，截止到现在，各地的红军已发展到十三个军六万七千多人三万八千多条枪，其范围已遍布湘、鄂、豫、皖、赣、粤、桂、闽等省的一百二十七个县。星星之火，正在燎原。
军阀战争确实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但却使工农革命蓬勃发展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军阀混战未必是一件坏事，它可是一个历史的机遇，而中共是牢牢抓住了这个机遇的。
这一点，确实干得漂亮！
通俗地说，就是巴不得他们打起来。只要一打起来，农村中的土豪劣绅们就没有了依靠，这红军的“打土豪，分田地”，那就顺畅得多了。
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清醒的认识到，国民党军阀的军队实在是太多了，简直的说，就是多如牛毛。从蒋介石统一“编遣”的数据看来，目前共有二十八路军，按每一路军三个军九个师来计算，都是二百三十四个师二百多万人。这共产党的那点军队，去塞牙缝都不够，所以摆在中共面前的任务就是发展，不管采取哪种方式，只要能发展，就是一个进步！
可就是在这么一个实际的情况下，远东局却说他们在向“右“转。当然，也就是在这么一个实际情况下，却有人看出革命的高潮快要到来。
先说共产国际远东局。从一九二九年二月起，他们就向中共发出过四次文件，其每一次都是充满了理想化的苏俄式革命模式，把中国的情况硬要往这个模式里去套。特别是十月二十六日的那封指示信，已认定“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提出要把城市工人组织起来准备去进行“总政治罢工”，并把它和红军的斗争统一起来。
指示信认为，现在盲动主义错误已大致纠正过来，而目前的党内，应反对的是“右倾的机会主义情绪和倾向”，并说这是目前革命队伍中的主要危险。
再说中共这边。这些文件，应该是政治局主席向忠发第一个先看到，但是这个向主席却不识字，只好交给他最信任的李立三看了给他说，这就让李立三在这些文件中也难免错误地判断形势，以为军阀们一混战，势必出现天下大乱，那个时候只要蒋介石政权一失控，那就是革命的高潮也就到来了。
所以，从骨子里来说，李立三是赞成这个国际观点的。
这样一来，他和向忠发一起，与最了解情况的周恩来又发生了分歧。
于是，目前就出现了两方面的争辩。第一，是中共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争辩；第二，是李立三和向忠发组成的联盟，与周恩来的争辩。
按理说，李立三应该听周恩来的，他毕竟是南昌暴动那会儿周恩来的下级。但是李立三已经不是当时的李立三了，他代表的是政治局主席向忠发，这就不好说了。
所以，周恩来现在第一步的工作，是把邓小平通知回来了解一下广西的具体情况后，再去找远东局说话。
（4）
说到远东局，就要先说说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这些代表。
自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罗明纳兹离开中国后，共产国际就再也没有派过代表来，而中共有什么事要和他们联系时，都是通过秘密驻上海的赤色工会代表米特凯维奇和阿尔布列赫特等转送，或者说他们也就相当于在中国的共产国际代理人吧。
但这一现象只是暂时的，没有维持多久，情况就变了。
中共“六大”后，共产国际已明确不向中共直接派代表，而是专门要求中共方面派代表团驻莫斯科，直接与共产国际联系。这样，就好像把以前的方式颠倒了一下，算是有一个定格的模式了。
可世上并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这个定格只坚持了半年多，就又改变了。
因为时间一久，共产国际对中国国内中共中央的政治沟通、组织联络、财政援助以及军事指导等，在莫斯科直接与中共代表团联系，似乎又不太放心了。同时，他们也注意到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领导集体中，向忠发、苏兆征、项英等都是工人出身，其政治理论水平肯定是不够的，所以必须有人在旁指导，这样就决定还是要派代表来中国。
说白了，就是当共产国际的指示难以在中共这些缺乏足够威信的领袖人物中体现与实施时，这些代表就可以助他们一臂之力。
由此，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书记处书记库丘莫夫，就在一次信函中特别强调了中共需要共产国际持续且深入去帮助。
就是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才决定在中国的上海秘密设立一个远东局，以协助中共中央，并负责联络远东地区各国共产党的组织事务。
这也算是自罗明纳兹离开中国后，在一年多以后，共产国际又恢复了以前向中共派代表的习惯。
那是一九二九年四五月间的事。当时，前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与一个德国人和一个波兰人来到上海，在公共租界大西路福康里九号秘密建立了远东局。
共产国际给他们规定的方式是不参加中共的政治局和常委的会议，而只是驻扎上海，由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等在召开某会议之前或之后，去向他们请示和汇报。
哪知他们刚在上海设立远东局不久，就发现中共的领导人再也不是以前那样，提出什么就执行什么，而是具有了独立自主的倾向。也就是说，已不大愿意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了。
表现出这一动态的就是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此时他已“架空”总负责人向忠发，对中国革命的路该如何去走，已有了新的思考，而得出的结论却又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指示越来越偏离，这就造成了意见分歧，最后还展开了争论。
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个远东局还与周恩来在军事方面的意见有冲突，在根据地的土地分配问题上，也有意见不一致的地方。总之，共产国际的政策一执行下来，在实际的工作中就产生了偏差，所以使得中共方面没法执行。
现在被远东局指责的是中共对根据地富农的问题和游击战争问题，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的赤色工会问题，特别是中共在广西和俞作柏搞联合。归结到一点，就是中共已有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
远东局刚成立后一个多月的六月四日，负责人雷利斯基在一封致中共的信函中指出，中共在组织工人运动方面存在不足。同时，还认为李立三在区分“左右倾向”的观念模糊，而对向忠发拒绝蔡和森返回政治局感到不妥。
在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后，远东局又对会议决议的措辞提出不同意见，尤其是他们在十月的一项决议中，居然直接批评中共在对待富农、广西军阀以及红色工会等问题上，有明显的右倾倾向，同时对陈独秀的处理方式，也提出不同看法。
在中共方面，对远东局的指责不是放任自流，而是做了审慎地自查，但发现并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严重，特别是远东局在十月发出的那份决议，纯粹是一种小题大做，于是要求他们进行修改。
双方虽曾进行过面对面的争论，但未能达成意见的统一。
从十月以来，由于国民党的军阀混战一下就使中共领导层看见了发展的契机，准备在新的一年大干一场的。哪知，共产国际远东局却掀起了“反对右倾、强调不落后于群众革命运动”的思潮。
在此背景下，时任宣传部长的李立三，根据他对国民党内部混战将引发全国革命高潮的判断，逐步酝酿并提出了他那个著名的“立三路线”，也就不可避免的要产生。
他提出，中共需要准备一场全国范围的总暴动，并以湖北为中心，辅以顺直、广东、江苏等省份，同时配合湖南、江西、山东、满洲、广西等地的革命行动。他特别强调红军攻打城市的重要性，认为不必机械地等待城市工人总罢工。
他坚信，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有所不同，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就足以成为世界革命的开端。
所以，关于远东局对中共提出的这些意见，马上就成了中共目前要应付的问题，即如何向共产国际交代这“右倾”的问题。
由此，中央政治局在主席向忠发的主持下，专门召开过会议研究对策。
当时出席会议的有李立三、周恩来、项英、李维汉、温裕成、罗登贤等人，其研究的结果是，通知邓小平马上回中央汇报工作，先掌握了广西的具体情况后，再去与远东局交涉。
这样，才有邓小平被通知回上海这一情况。
（5）
现在，邓小平开始向领导们汇报了。
这时，黄玠然站起来说：“你别慌，等我先介绍一下，你得记住！”
然后，他指着向忠发说“这是特生先生”，再指着周恩来说“这是冠生”，最后指着李立三说“他叫柏山”。
邓小平一听，心里顿时明白，由于形势在变，他们把化名也改了，这是地下工作的需要。
邓小平点了点头，然后坐下来，认真汇报起在广西的工作来。
他把去广西后分成了四个阶段，并进行了简单的回顾。这四个阶段，即：
一、军委（即前委）未建立前，士兵运动没能按计划进行；
二、他去后建立了军委，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士兵运动，并陆续派人到部队中去；
三、派的人去后，教导总队也变成了红色，完全可以拖出来发展游击战争，但却引起了敌方的注意；
四、俞作柏反蒋失败到现在，已将警备第四、第五大队拉到右江百色、左江龙州，准备正式成立红七军和红八军。
讲了大致的经过后，邓小平接着对以后应采取什么方针，做了一些建议。
首先是军队的建设。他说，要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就必须建立游击战争的战术，改善士兵待遇，做到官兵一律平等，在成分上改造红军，开展军事训练，加强军中政治工作，注意维护党纪与军纪。
在发展方向上，应把左、右江联合起来，然后推向湘粤边界，以造成与朱毛红军会合的趋势。
对于前委的工作，则要继续深入土地革命，建立直接由群众选举的苏维埃革命政府，建立由贫农组织的农会，防止无目的地烧杀，一切工作向着群众。
对于苏维埃政府，要扩大宣传，发展工人组织，对小商人实行保护，对大商人加重捐务，废除苛捐杂税，健全地方党的工作。
最后他谈到，目前红七军和红八军中的军事干部是不缺的，缺的是政工干部。地方党的组织，以前基本没有，目前要建立，党的组织干部也是很缺。
当地农民的现状是，生活很苦，土地大部分集中在中小地主手中，自耕农多，但大都很穷，豪绅对农民压迫很厉害，因此农民对土地革命的积极性也很高。
在谈到广西的经济现状时，他说，商品交换以鸦片为中心，现在红军的军费问题，一是靠扣留一部分鸦片，一是靠加重鸦片交易者的税收。
待邓小平汇报完后，大家进行了讨论。
在讨论中，向忠发和李立三对广西的工作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建议，其中一些意见相当尖锐，一看就具有浓厚的“左”倾意味。
这显然是受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指责后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他们只能在这里责问邓小平，想得到一个结论后好去回答远东局。
周恩来说：“远东局的批评是对的，目前我党内最严重的问题是右倾，否则将会被其出卖。两年前，蒋、汪出卖革命的惨痛教训，是决不能忘记的！”
李立三说：“在某几省的形势之下，组织一省或数省的暴动，在今天就应有这个坚决的准备，以‘反军阀战争与武装保护苏联’为发展的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
向忠发说：“要扩大武装暴动的范围，组织区域性总同盟罢工和进攻主要城市。”
李立三说：“对李明瑞绝对不要存丝毫的幻想，并要加紧与之斗争。不然，远东局又要指责我们是在勾结军阀。”
向忠发说：“中国革命正在军阀矛盾的激化中掀起新的高潮，要特别警惕像俞作柏、李明瑞这样的军阀人物利用工农武装力量去达到他们统治的目的。
……
（6）
大家发言之后，邓小平对这些意见乃至责问作了答辩。他现在知道了，原来是共产国际跟大家过意不去，但是作为他的性格，骨子里就从来不是“人云亦云”的人，而是有一种独立思考的习惯。
根据他不袭人故智，不当“和事佬”的性格特征，他必须要根据广西的实际情况，就远东局的主观臆断和误解，进行必要的澄清与辩护。
他说：“对俞作柏，我们当然不好说对他存在什么幻想，后来的结果表明，他确实靠不住，所以我们甩开他，是对的。”
但对俞作柏手下的李明瑞，邓小平则说：“李明瑞是一员武将，他的习惯是听命于决策者。现在他已投到红军这边来了，是诚心要加入我们的革命的。关于这件事情，我和他谈了几个通宵。”
他继续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是北伐名将，是反蒋勇士，在军阀的队伍中，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很多，都不乏有爱国的热情和报国的志向，只是走错了路。所以，我认为只要他们能回头参加革命，其影响力是很大的，这就是我们要接纳他的意义之所在。”
他还说：“李明瑞一旦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就可以去影响桂系军队中的下层军官与士兵，这样就会动摇桂系军队中的战斗力。所以，我们应该接纳他，而不是把他拒之门外。中央派我去广西，就是搞统战工作的。我们应该根据他的志愿与表现，把他吸收为党员。这个需要你们考虑，因为他毕竟不是普通的士兵，为了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工作，我在前委会上已表了态，准备拟任他为红七军和红八军总指挥。 ”
邓小平的话音一落，李立三马上表示反动。
他说：“怎么能这样做呢？你们这是先斩后奏，不能算数！这李明瑞，究竟有几层可靠的把握，你们详细的考察过吗？再说，中央以前不是有明文规定，不发展国民党高层军官入党吗？”
一系列连珠炮似的质问，就像暴风雨中的雨点，噼里啪啦打在了邓小平的头上，使他感到心里发凉。
此时，周恩来没有做声，态度很暧昧，看不出是支持还是反对，只见他把目光转向了向忠发。言外之意，是让这个当主席的来拿主意。
但此时只听邓小平说：“既然柏山同志是这个意见，我也就不好说了。但是，我很愿意奉陪你亲自到广西去看一看，然后再做决定。作为一名普通的党员，我只能向自己的责任与良知去保证，李明瑞是可靠的，如果不吸收他入党，就是我们的一大损失。再说，如果他找不到出路，可能还会回到国民党那边去……”
后面的话他就不说了，聪明的人也知道，回到国民党那边去是什么后果，那就是将来可能还要和我们在战场上相见，那时就是他来打我们，这何苦呢？这不是多增加一个劲敌吗？
这时，只听向忠发说：“你们就别争了，这个事情我来决定，既然李明瑞愿意加入，就让他加入吧，反正我们这里也没有酒席请他。来，就是受苦的，看他能坚持多久？”
此话一出，屋子里顿时沉寂下来，再也没有人发话了。
显然，这是政治局主席的意见，尽管话语中有些不近人情，但毕竟是起了效果。
这就让李立三不好说什么了，也为邓小平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之后，化名“冠生”的周恩来马上作了结论性的发言，他说：“广西是适合于革命的发展，也适合于反革命势力的生存，所以邓斌同志需注意，这一时期还不能怎样乐观。在政治上，我们要为武装保卫苏联和反军阀战争这两大党的任务去考虑，同时也要加紧对红军政治纲领的宣传，建立经工农群众大会选举的苏维埃政权，深入地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会、农会等群众性组织。在军事上，要明确前委是军中党内的最高机关，要开展士兵运动和扩大红军。在广西那边，红七军兵力应相对集中，龙州亦应与百色兵力会合，以与广东、闽南、湘赣的朱毛红军相呼应而达到会合的前途。”
这个结论性的发言，虽然未能脱离中央当时的“左”的方向，但总的来说，比较客观和求实地分析了广西的形势，指明了广西红军今后的工作方向，显然与那两位的发言风格与水平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结论性的发言中，周恩来没有提及李明瑞的问题，这无疑是对邓小平的建议已通过表示了默认。
邓小平本来在做记录，当他发现周恩来没说了，这才把头抬起来，此时他看见周恩来正用温和的目光看着他，于是会意地向他一笑。
此时，他心里顿时轻松下来，马上想抽一支烟。可一摸，兜里的烟盒已空了。
正在翻找时，黄玠然轻轻点了他一下，再指了指桌上。原来，他看见向忠发面前有一盒烟，便提醒邓小平去要。
这时，邓小平对向忠发给他解了围而心存感激，马上走过去说：“特生先生，把你的烟借一支哈！”
向忠发抓起那半包烟，显得很大度地说：“拿去吧，这些都给你了！”
邓小平接过烟盒，抽出一支后点燃，猛吸了一口，然后把烟盒又放到原处，说：“我只借一支，剩下的还是你来抽！”
向忠发向他笑了笑，没再说什么。
（7）
对邓小平的广西之行做了详细地了解后，现在大家心里更有底了。
原来，他们曾决策，想在广西和俞作柏长期合作“借鸡生蛋”的战略，其实并没有实现。或者说，已没有这个机会了。
好在邓小平已把能够拉出来的部队及时地拉出来了，而且还拟定要建立两个军的编制，这就又是另一番战略布局的思考了。
再说，目前共产国际的指责，仿佛一下就不存在了。什么与军阀俞作柏的合作？俞作柏已不存在了，红七军、红八军已建立起来了，中共又在哪里输了理？
但是，此时周恩来却觉得，这次与远东局的争论其实从根本上还没有解决问题。
广西的问题，那只是一个方面，其他还有富农问题、游击战争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而且从争论中可以看出，有些是根子上就发生了问题。
简单地说，就是远东局也没有错，是他们在执行国际的政策，也就是共产国际照搬苏联的模式，而苏联的一些情况与目前中国的实际并不一样，这就出现了偏差。
再说，共产国际所承诺的经费问题，却迟迟不能到位，这也是一个问题，要驻莫斯科中共代表团去催，也是无济于事。这边远东局的阿尔布列赫特就是专门在管这个事的，可找了他几次也是依然得不到解决。
阿尔布列赫特说，要把他手中存放的大量货物抛售了，才有这个希望。
这不明显是画饼充饥吗？
看来，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还需周恩来亲自去苏联跑一趟，直接去找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谈一谈，可能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关于这个动议，周恩来决定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而且按照组织原则，那个远东局给他们在十月二十六日的指示信，政治局在讨论后要汇报的。也就是与远东局分歧最大而进行争论的那封信，如果周恩来要亲自去找共产国际或者斯大林，这封信中共没有通过好像也不行。
所以，经过政治局会议讨论，同意周恩来亲自到苏联去，已解决分歧的问题。对于那封指示信，原则上接受，但中共必须保留意见。于是，在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就以政治局的名义发出通过《接受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周恩来要去准备一下材料了。这次他要去苏联，由于发生中东路事件后，从哈尔滨到满洲里去苏联路已中断，他只得另外选择一条路了，看来只有从香港坐船经马六甲海峡、红海穿法国、德国这条路了。
（8）
邓小平向党中央汇报了广西的工作后，终于如释重负，这才又跑向宝隆医院去看她的妻子张锡媛。
结果，孩子生下来了，是个女婴。
邓小平心里很高兴，但也很怅然。
他想，自己年纪轻轻的，就当上了这个平时都有些生畏的“爸爸”身份来，这好像有些太早了一点。
试想他就是因为不听他爸爸的劝告，一定要到重庆那个留法预备学校去读书，结果和一些同学伙同来到这个上海参加那个法语速成班，然后就刹不住脚了，一起跑到法国去勤工俭学。这一下好了，一不小心就把自己推进了革命的洪流，现在还有机会回去见他爸爸吗？
他估计，可能很难。但如果真的回去了，他爸爸一听说他现在是在提起脑壳干革命，肯定会臭骂他一顿的。
邓小平出生在四川广安县一个小地主家庭，父亲邓绍昌是一个在当地很有名望的教书先生。
为了要到法国去勤工俭学，他给父亲写信说，是去留学，为此他父亲还变卖了一些土地给他凑足了三百块大洋。其实，去法国，是一边读书一边打工养活自己，只有靠公费养活的才能称得上留学。这显然是怕父亲反对，邓小平才打了一个擦边球。
所以，现在他也是当父亲的人了，才真正体会出当年他父亲的不易。子女一封信，就骗了他三百块大洋！
现在正是他开创基业的时候，这女儿却出生了，将来又会采取什么方式让他去给她凑钱呢？
不过，这女儿似乎来得早了一点，他马上就要进入戎马倥偬的日子，又怎么去照顾她呢？
唉，看来以后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一阵胡思乱想后，他就去了医院。
可是当他到了后，不幸的事居然发生了。
原来，张锡媛在医院里生下孩子的第二天，居然得了产褥热，没救过来就断了气。
这个打击让邓小平顿时黯然神伤。
顿时，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那时，小姨妹张晓梅把生下的孩子抱在怀里，而邓颖超正在医院里帮他交涉。
看见邓颖超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他的眼睛马上就湿润了，隔了多久，才从喉咙里终于蹦出几个字来：
“大姐，真是难为你了……”
后面的话，邓小平再也说不下去了。
这时，邓颖超和蔼可亲地走过来，拍着他的肩膀说：“我们都是自己人，就不要客气了，你要坚强一些，这个事谁也没料到会是这样！”
“大哥，这孩子怎么办呀？”张晓梅眼里还挂着泪花，她怯怯地说，“刚生下来就没了娘？”
这倒给邓小平出了一个难题，他一个年轻小伙子，突然多了这么一个小生命，还真把他难住了。这该怎么办呢，他靠什么来养活这孩子呢？他马上没了主意，只得说：“孩子她外婆不在这里，你先管两天，我马上给她外婆写信”。
这时，只听邓颖超说：“孩子现在主要是得给她喂奶，这附近可能不好找妇女。这样吧，我们共同来想办法！”
邓颖超和周恩来结婚后，本来是怀上了孩子的，哪知就是在转移的过程中颠簸得厉害不慎流产，所以后来就一直没有孩子。其实此时，她也在想，如果能把这个孩子养活，将来就做她的孩子，也算是让张锡媛这个小妹能够在地下安息了。
哪知就在关键的那几天里，孩子却得了肺炎，那时叫中风，也没有养活，夭折了。
这让邓小平更是雪上加霜，不知道该如何办了。
还是邓颖超出面找了几个妇女会的女同志，把张锡媛和孩子的后事料理了。至于埋葬在哪里，那得退后一步再说，因为上海这个地方非常复杂，作为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不能大张旗鼓去联系墓葬之地。
按照他们的商议，还是通过特科的李强去联系那个墓葬地吧，去年有两个逝者都是李强去办的，一个是苏兆征，一个是罗亦农。
现在李强不在上海，据说去香港了。
看来只有等他回来，才能落实这个事情了。
（9）
妻子张锡媛突然没了，孩子也没有保住。
这让邓小平十分悲痛，这可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受打击。
此时，他久久地凝望着妻子挂在墙上的那张清秀的面孔，心里充满着无限的爱怜，其思绪却回到了前几年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岁月。
那是一九二五年秋天，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有六百多名中国留学生在那里学习。当时赴法勤工俭学中共旅欧支部的成员邓希贤，因遭到法国政府驱逐，与同伴傅钟、任卓宣等，奉命于第二年一月从巴黎经柏林，来到了这个中山大学培训。
这邓希贤就是邓小平，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即后来改称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到一九二四年，他被直接转为正式党员并担任青年团小组长。
那时，在他的团小组里，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大名鼎鼎的蒋介石儿子蒋经国，而另一个就是他今天去世的妻子张锡瑗。
张锡媛是北京房山良乡人，一九二五年到北京城后，在李大钊、赵世炎等领导的北方支部中加入了共产党，后又被党组织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这样，他们俩就相识了。
张锡瑗与邓希贤同在一个党小组，既是同学，又是战友，对国内国际一些热点问题，常进行讨论，其认识和观点都很一致。那时，张锡瑗说着一口流利的北京话，使邓希贤觉得好像在听广播，而他操着的那口地道的四川广安方言，又常逗得张锡媛发笑。
时间久了，她也会说“对头”、“啥子”、“咋个”之类的习惯用语，还有那骂人的“龟儿子”。
当大家聚在一起谈论时，她就打趣地说：“好，下面还有啥子意见，你们咋个不说了?”
中山大学的学制是两年，邓希贤仅学了一年便奉命于一九二六年年底回国，进入了冯玉祥的部队从事政治教官的工作，而张锡瑗却还继续在苏联学习。
但是，在第二年的“八•七”会议后，邓小平在武汉遇到了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张锡瑗。
此时，邓希贤已改名邓小平，在中共临时中央任秘书，而张锡媛又被分配到中央来任秘书，并在他手下工作。这让张锡瑗不得不说：“看来，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我总是被你领导。”
“你没发现，这叫有缘千里来相会吗？”邓小平笑着说。
此时张锡媛一听，脸上顿时出现了一道不易觉察的红晕。
没多久，他们就随中央一起迁回了上海。
当时，迁往上海的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就有二百多，为了安全，各机关之间禁止往来。
在中央机关内，也设置了直属支部，书记由当时担任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的邓颖超兼任。
邓小平和张锡瑗都在这个支部里。
机关人员多以开设各式各样的铺子作掩护，邓小平就在中央机关附近的楼下开了一家杂货铺，卖香烟、肥皂、火柴等日用品，张锡瑗也就成了这个杂货铺的女店员。
（10）
根据周恩来的要求，机关要职业化、社会化。这既可以维持生存，又可以做掩护。但具体去做，免不了又会遇到很多困难。比如，如何去掩护？那就是扮龙就得像龙，扮虎就得像虎，不能有半点疏忽。
也就是说，你是装扮的有钱商主或老板，就得穿长袍，戴绅士帽，女性一半都被作为太太看待，那就得梳髻子，穿旗袍，还有高跟鞋或绣花鞋。
张锡瑗长得很漂亮，白净的脸庞显得很秀气，再加上一身阔小姐的打扮，简直就把和他一起工作的邓小平给搞得着迷了。
当然，她这形象，也招来许多追求者。
为了工作，她有时也免不了要逢场作戏一番。这一下可把邓小平给搞慌了。于是，他决定先下手为强，经过多次进攻，终于把张锡媛这个堡垒给攻下了。
一九二八年春，他们终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记得就在那个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餐馆，邓小平为感谢大家来祝贺，在那里置办了几桌酒席。那时，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中央领导也来了，总共一起有三十多位。
礼物都送的很简单，经济价值不高，纪念意义却很浓，这是真正体现出共产党人的清风廉洁。
结婚后，他们曾经有大半年时间与周恩来和邓颖超住在一栋楼里。那是在公共租界那边，周恩来和邓颖超住在楼上，邓小平和张锡瑗住在楼下。
那时，邓小平要陪周恩来外出，张锡瑗就搬到楼上与邓颖超做伴。
但是去年八月，邓小平化名“邓斌”去广西时，张锡瑗有身孕的肚腹已微微隆起。她深情地对丈夫说，要不是身子不方便，她真想和他一起去。
在房山县良乡，张锡媛家里有许多弟妹。大妹张锡瑞是与她一起参加革命的，又一起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却去了天津，可在从事地下工作时不幸被敌人抓捕，然后惨遭杀害。小妹叫张锡珍，也就是在医院里抱着孩子的那位张晓梅。
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后，就把小妹接到上海，给她改名叫张晓梅，并介绍她入了党，还安排她在中央职工部工作。
之后，邓小平看见张晓梅已成大姑娘，怕在上海遭坏人欺负，就把在苏联中山大学时一个叫徐冰的同学介绍给她，让他们结成了夫妻。
邓小平去广西后，张锡瑗就由徐冰和张晓梅护理与照顾，同时还有邓颖超、王若飞夫人李培之、霍步青夫人朱月倩等也在关照着，这就使出门在外的邓小平感到很放心。
张锡媛就像众星捧月似的被大家关爱着，没想到居然是这么一个结果。真如《寒窑赋》上所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11）
张锡媛不在了，屋子里显得很冷清。
到了晚上，邓小平连取暖炉也懒得烧，就和衣躺在了床上。此时上海已进入隆冬，他感到今年特别冷，被窝半天都不暖和，屋子里简直像冰窖。
没有火，也没有灯光。这时，邓小平觉得，还是在广西和同志们在一起快活。
这上海虽是大都市，可没有经济支持，那就什么都不是。而如今，妻子也没有了，上海这个地方，对于邓小平来说，简直就是个透心凉。
这几天来，邓小平老是睡不着，就披着衣服坐在床上，一支又一支地吸着烟。
关于邓小平的不幸遭遇，周恩来在一个晚上专门去看望了他，而且第一句话就是：“作为男子汉，要坚强地挺起胸部来，不要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了！”
然后，又对他说：“中央决定，你还得尽快回广西，李明瑞的入党问题，我们给他批准了！”
邓小平一听，精神为之一振。他估计也是这种结果，理由就是向忠发已表态了嘛！
那天晚上，周恩来和他谈了以后的工作该怎么抓，而且告诉他，李强去香港是为了安装电台，以后广西要和中央联系，可以通过在香港的广东省委，再由他们转中央。
几天后，邓小平已恢复了正常。
这时春节快到了，可他决定得离开上海了。
因为他在周恩来面前已保证，必须以最快的时间赶回广西，把李明瑞牢牢地抓住，然后在那里发展红军，开始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以回答共产国际远东局，不是他错了，而是他们错了。
在除夕快要来临的前一天，也就是一月二十八日，邓小平登上了去香港的邮轮。
到了香港后，他正准备搭乘去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也就是越南的轮船去广西，但一想到广西不能直接和上海通电报，就想去找李强再咨询一下。再说，张锡媛还没有安葬，他还得亲自去请李强帮忙。
于是，他决定去会一会李强后再走。
通过地下交通，邓小平终于找到了李强。
原来，他俩的私人关系很不错，所以一见面也无需客套。邓小平问：“你现在安装的电台，如何能使广西直接与上海联系呢？”
李强说：“那是需要大功率的电台，如今还没有，所以你只能靠发到香港来，让广东省委中转一下。”
关于中共秘密建电台之事，其历史并不长。
那是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当周恩来从苏联回国后，为与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随时取得联系，他指令中央特科的张沈川、李强开始建立中共地下电台。这既需要技术又需要材料，同时材料还不能公开去买，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二人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在一九二九年十月于上海的极司菲尔路福康里九号第三层楼房内，秘密安装了中共第一部秘密电台。
据说那发报机的密码编制，还是周恩来亲自动手编的。接着，他便开始培训起第一批报务员。
到了十二月，当邓小平还在广西时，他又派李强他们去香港，准备在那里建立第二部秘密电台，现在又建成了，从此中央与中共广东省委，就可以直接联络了。
此时，李强把广西百色用电台如何联系香港的有关呼号、密码都告诉给了邓小平。
这一下，广西红军与香港的联系，也就不再让交通员千里迢迢地跑了，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啊！
这一年，邓小平就在香港和李强他们一起过了春节。之后，大家都要离开香港了。这时，邓小平才说出他的妻子张锡媛不幸去世，其遗体还存放在上海的宝隆医院，拜托李强回上海后把她下葬一下。
李强一听，非常惊异，原来邓小平心里存者这么大的事，现在才对他说。真是沉得住气！
怎么说呢？于公于私，他都不会拒绝，于是爽快地答应了。
关于安葬之事，李强后来回忆道：
我上海江湾的公墓，幕碑上写的名字是张周氏，立碑人用的也不是邓小在平的真名，而是随便起的一个名字，这些都是地下工作的需要。但在公墓进行登记时用的是原名张锡瑗。当时埋葬这些同志多用假名，罗亦农用的是毕觉，苏兆征用的是姚维常。
给张锡瑗送葬的，有邓颖超和她的妈妈，还有一位姑娘，我们安葬好了以后按当时的规矩祭奠了一下。后来我们才知道，同我们一起去的那个姑娘就是张锡瑗的妹妹张晓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