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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吕思勉《中国近代史》至83%

市舶司之设，元、明二代亦皆有之。元设于上海、澉浦、杭州、庆元、温州、泉州、广东，凡七处，时有省置。明洪武初设于太仓黄渡，寻罢，复设于宁波以通日本，泉州以通琉球，广州以通占城、暹罗及西洋诸国，诸国皆听时至，惟日本限其期为十年，人数为二百，舟为二艘，以金叶勘合表文为验，以防作伪，以其时正值倭寇为患也。嘉靖初给事中夏言言，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嘉靖三十九年（ 1611 年）凤阳巡抚唐顺之议复三市舶司，部议从之。四十四年（ 1616 年）浙江以巡抚刘畿言仍罢，福建开而复禁，万历中悉复。永乐中又尝设交阯云南市舶提举司。明之设司，意不在于收税，而在以此抚治诸夷，消弥衅隙，以其时倭寇方张也。在当时未尝不收制驭之效，然习之久，而畏恶外人之心日增，欧人之传教，又颇与华人习俗相违。清嘉庆时，又有西北教匪、东南艇盗之祸，遂并攘夷排教御寇为一谈，中西之交涉，生出无穷纠葛焉。原因虽多，而倭寇滋扰，致中国之视海客咸有畏恶

之心，亦其中之一也（《明史 · 食货志》曰：“明初东有马市，西有茶市，皆以驭边省戍守费，海外诸国入贡，许附载方物，与中国贸易，因设市舶司，置提举官以领之。所以通夷情，抑奸商，俾生禁有所施因，以消其衅隙也。”明之与外国通市，其意皆非以为利，故永乐初西洋剌泥国、回回哈只马哈没奇等来朝，附载胡椒，与民互市，有司请征其税，成祖不许。武宗时提举市舶太监毕真言：“旧制泛海诸船，皆市舶司专理，近领于镇巡及三司官，乞如旧便。”礼部议：“市舶职司进贡方物，其客商及风泊番船，非敕旨所载，例不当预也。”夫许外国互市而曰入贡，许附载方物贸易，而市舶司且若以接待贡使为职，永乐三年又置驿于三市舶司，以待诸番贡使，岂真以其来，为人贡而不为贸易哉？夫亦曰入贡而后许贸易，则不至与沿海之民私相市，而官司无所稽考，以是为制驭之一策云尔。此办法似乎多事，而亦不能尽谓为不然。盖客强主弱，乃清中叶以后之情形，前此则适相反。

光绪三十四年赫德病归，以布雷顿代理，宣统三年赫德殁，以安格联继之。庚子赔款以海关税为担保，其时海关税入仅二千万，《辛丑条约》乃将各通商口岸常关暂拨洋关管理，清末磅价高涨，又益以常关五十里内各分口。民国十五年一月十九日，汕头海关监督兼交涉员马文车以洋关及通商口岸常关所入，已足敷赔债所需，而炮台司事王盛唐舞弊案，牵涉副税务司马多隆，呈请东征军总指挥批准，于是日将潮海关五十里内各分口，派员收回。税务司提出抗议，国民政府以马氏事前未得政府许可，手续不合，于二月五日撤消之。今日海关行政全在外人手中。据近来调查，税务司四十三，英人二十七；副税务司三十，英人十八；帮办一百五十七，英人六十二。华人之为副税务司者，惟清季亚东关有一人，民国五年有一人，至民国十五年，华人之升税务司者乃得一人（思第），升副税务司者得三人云（粤海常关、秦皇岛、嘉兴分关）。各海关本有监督，然条约上税务司系受命于总税务司，故监督命令，税务司不之听，必呈财政部，由部咨税务处转，由总税务司下令也。税务处设于光绪三十二年，有督办税务大臣，总税务司以下，皆受管辖，后并入度支部。民国以来，亦归财政部管辖，各关监督有专任兼任之分，专任监督兼管所在地之常关，兼任者以道尹为之。关税存放，民国以来亦成为一问题。我国以关税担保债款，由来已久。咸丰八年、十年英法赔款，即以关税指拨（至同治四年清讫），同治六年甘肃军事借款，亦以关税担保。其后甲午俄、法、英、德各款及庚子赔款，亦均以关税为担保。清时关道有库，海关收入皆交关道指定之中国之银钱号，由关道指拨道库，海关自身并无经营收付之权也（即海关经费，亦向关道具领）。应付债赔各款，由关道按期（或按月或半年）将本息交付银行或银团，平时则分存上海各银钱号，其时收入，年约四千余万。上海银钱号得此大宗存款，颇足以资周转。辛亥革命，银行钱庄倒闭，关款始有亏欠。先是庚子赔款，因海关收入不足以偿，分摊之于各省各省所认亦悉交上海道。及是各省或则不认，或虽认而解不以时，偿赔各款始有拖欠，各外银行乃在沪组织委员会，以清理积欠为名，为处分押品之计，拟具办法八条，呈诸外交团，外交团略加改动，于民国元年一月，由领衔驻使交我政府，勒逼照行。该委员会系以对 1900 年以前，以关税作保而现未清偿之债款及庚子赔款，有关系之银行，即汇丰、德华、道胜分存，总税务司应将关税净收入报告该委员会，至中国政府能付债赔各款为止。民国二年，政府恐内地税款收解之权，亦落外人之手，由外、财两部及税务处组织关税委员会研究此事，结果与税务司商定征收税款，统交中、交两行，订立合同九条，然税务司只认为中、交两行营业之关系，不认为关税与国库之关系，故积有成数，即照解汇丰，存行之期，至多不过七日，为数至多不过十万而已。

书院之设肇于唐五代之间，宋初有所谓四大书院者：曰白鹿，为南唐升元中所建，在庐山白鹿洞。曰石鼓，唐元和间衡州守李宽所建。曰应天，宋真宗时府民曹诚所建。曰岳麓，开宝时潭州守朱洞所建（此据《通考》，《玉海》有嵩阳而无石鼓，嵩阳在登封县太室山下，五代时建，宋太宗赐额）。朝廷皆赐之额，此外赐额、赐田、赐书者尚多。纯出人民自立者，尤不可枚举。元制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好事之家出钱粟瞻学者，并立为书院，盖亦因乎俗也（太宗八年杨惟中从皇子库春伐宋，收集伊洛诸书送燕京，立宋儒周敦颐祠，建太极书院，延儒士赵复、王粹等讲授其间，此元建书院之始，亦理学行于北方之始也）。明太祖因元之旧，洪武元年立洙泗、尼山二书院，其后各省，亦皆有书院。世宗嘉靖十六年，御史游居敬疏，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倡其邪学，广收无赖，私创书院，乞戒谕以正人心。帝慰留若水，而令所司毁其书院。十七年吏部尚书许瓒复言，抚按司府多建书院，聚生徒，供亿科扰，亟宜撤毁，诏从其言。神宗万历十年张居正以言官之请，概行京省查革，然亦不能尽撤，后复稍稍建置，其最著者，京师曰首善书院，江南曰东林书院。阉祸起，首毁京师书院，而天下之书院随之矣（《野获编》：“嘉靖末年徐华亭以首揆为主盟，一时趋附者，人人自托吾道。凡抚台莅镇，必立书院，以鸠集生徒，冀当路见知，其后间有他故，驻节其中，于是三吴间竟呼书院为中丞行台矣。今上初政，江陵公痛恨讲学，立意翦抑，适常州知州施观民以造书院，科敛见纠，遂遍行天下拆毁，其威令之行，峻于世庙。江陵败，而建白者力攻，亦以此为权相大罪之一，请尽行修复，当事者以祖制所无折之，其议不果行。近来理学再盛，争以皋比相尚，书院聿兴，不减往日。”《春明梦余录》曰：京师有首善书院，不知者统谓之东林，当日直借东林以害诸君子耳。盖东林无锡书院名也，宋儒杨时建，后废为僧寺。万历中吏部考功郎顾宪成罢归，即其地建龟山祠，同志者为构精舍居焉。乃与行人高攀龙等开讲其中，及攀龙起为总宪，疏发御史崔呈秀之赃，呈秀遂父事魏忠贤，日嗾忠贤曰东林欲杀我父子，既而杨涟、左光斗交章劾珰，珰益信呈秀言不虚也，遂首毁京师书院，而天下之书院随之矣）。马贵舆曰：“州县之学，有司奉诏旨所建也，故或作或辍，不免具文，乡党之学（指书院），贤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也，故前规后随，皆务兴起。”盖官立学校，士多以利禄而来，私家所设之书院则不然，故其效较著。然至讲学之风盛，而依附者，咸为名誉之所归，则来者不复皆潜修之士，重以党祸之激荡，遂至胥天下而有毁学之祸矣。书院所讲学术，率随时尚为转移，自宋迄明，多讲理学。清代考证学盛，书院亦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