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的时候，儿子在两栋五层的楼房前用电锤打一块石条。

左边那栋的外墙涂着黄色的仿石漆。房前种一些花草。两个泥水工在砌围墙。一个调解人员坐在阳台下一张红色的塑料椅子上。

儿子在右边的楼房前干活。这栋楼还是框架，一块砖都没有砌。房前靠左有个大坑，坑边有一个蓝色的塑料化粪池。不远处坐着另一个调解人员。

石条是翻建前旧房子的阶石，十几公分厚，三十公分宽，三米多长。要把石条打出十几公分的缺口，以便化粪池的排水管通过。

儿子打的满头大汗，当石条只剩几公分厚时，他拿起旁边的钢扦撬，果然撬得动。他用力往下压钢扦，手碰到放在地上切割机的锯片上，手指被蹭掉一块皮，血马上涌出来。他扔下钢扦，气恼地踢一下切割机。

我让他压住伤口，去附近的医疗所包扎。

我用九牛二虎之力把已断掉的石块撬出来。缺口离左边的化粪池还有两米多的距离，这段地以前铺着地砖，我拿起电锤打起来。

打了一米多，主人来了。六十多岁的人看起来像七十多岁。一米七多身高，身材瘦削。一头乱糟糟寸长头发似乎从来没有洗过，结成一撮撮。脸上皱纹很深，好像每条都填满灰尘。胡子拉碴。灰色的衣服看不出是原色还是被污渍染的色。

他一到跟前就问：“你打这地要干嘛？”语气冰冷，眼中有戾气。

我说：“要放化粪池的排水管。”

“打这里没用，我答应这样做了吗？”

我指着刚打好的缺口前一个十六公分管径的管口说：“预埋的管口在那里呀！”

“那是谁预埋的？我管他是谁预埋的！我同意过吗？”他指着化粪池说，“我要管直直的排出去。”

我看向他指着的方向，那里没有预留管口，还要经过那厚厚的阶石。

我说：“那样装前面没有预留管口，管要接到哪里？缺口很难打，再打一个缺口又得化大半天的功夫。”

他生硬地说：“我管得了那么多？就要按我说的做。你不要多说话。我已经答应解决了，别给我多事。做不了你停下来，等领导来了再说。”

儿子正好包扎回来，我对他说：“把工具都收了吧，这活咱干不了。”

坐远点的调解人员走过来问旁边的调解人员怎么回事？我去隔壁收电线，也不想听他们说什么。

跟这种人，无道理可讲。那栋装修好的是他哥的房子，泥水工砌的是他哥的围墙。因为围墙，他哥俩打了好几次架。最严重的一次，他哥把他的牙齿打掉了两个。他侄女把责任揽了过去，替她爸被拘了半个月。

牙齿被打掉，鉴定为轻伤。不知因何原因，事情没有处理完美。他跑村长家去问候村长的祖宗十八代，并产生肌体冲突。他顺手砸了村长家一些物件，村长索性帮他多砸一些后报了警。当事人都被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

于是，村长也成为此案的“涉案人员”。

他在路边，他那个替别人焊点东西，做点小铁件的店门口边上，挂一块大概五十乘六十公分的白布，用黑色的墨水写两竖字：某某无故拘村民，村霸行凶打村民。架一个小喇叭反复播放他自编自录的事件经过。他用本地话说的，编的挺押韵，但没仔细听，听不出他说的是什么。

他有空就去上访，或挑村部有开会，去开会现场闹。镇里、村里的干部和族里的老人调解几次都无果。我朋友全程参与此事，他说，没见过这样的亲兄弟，死也不相让，说是有不共戴天之仇都不为过。

去年，镇里和村里组织十几个人，用挖掘机把他哥的围墙拆了。这件事的起因就是那围墙，他说他哥的围墙砌高了，挡了他家的采光；砌的太出了，把路给砌窄了。

这次拆围墙，是多方努力调解下，达成的协议：哥的围墙退回到原来旧房子的阶石上，只能砌十二公分的墙，高度不能超过他家窗户的下沿。因被打成轻伤，他哥经济上赔偿二十万。

事情似乎出现了转机，但很快，他哥再次砌围墙时，围墙门两边要砌两根二十四公分的柱子以便安装围墙门。他说他哥违反协议，先前所签的协议无效。调解方要求他哥把柱子拆了重做，他哥死活不答应。事情又搁浅在那里。

哥俩又开始打起来，我们又经常看见警车停在路边。

这次应该是又达成协议。朋友打电话让我过去，把两家要排到围墙外的管道安装一下。我不想趟那浑水，朋友说为了尽快解决这事，几位“涉案人员”集资几千块钱的专项资金，我的工资不用找主人要的。我才让儿子先过去做，然后就出现了开始的那一幕。

我跟朋友说：“他不是真心的想解决问题。就算这次解决了，以后绝对还有别的矛盾出现。这兄弟俩的结是死结，谁也解不开，只能等两个人都死了，才能完事。”

人性太复杂，用常理无法解释他们的言行。他省吃俭用，盖了许多房子。除了发生纠纷的那栋五层框架外，在公路边还有一栋五层、砌完砖没有装修的楼房。那栋楼没有大门，因为他拒付大门的钱，大门让做门的师傅拆回去。楼上各层都没有装门窗。他做铁件的店有三十多平方米、两层，是他自己的；离这五百多米公路边，有两个店面、六十多平方米、两层的房子也是他的，现在租给别人开饭店。枫慈溪堤坝一处较为宽敞处，他用砖盖了六间猪舍。虽然作为违建，屋顶被扒掉，但砖墙还在，意味着地方还是他的。至于他开荒的果地更多，看不出那并不魁梧的身躯哪来那么多的能量？

可惜的是他的两对儿子儿媳妇宁愿在外面租房子住，也不愿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