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哪一年、哪一月，我已记不真切了。只记得那天，天还没透亮，我和奶奶就要启程回湖北了。
从二伯家到益阳市，还有一段土路不通车。奶奶裹过小脚，走不得远路，二伯和哥哥便去后山的竹林里，斫了几根粗实的老竹，扎成一架滑竿，上头稳稳当当地绑了把旧藤椅，椅子底下还特意添了个踏脚的横档。二伯扶着奶奶坐上去，左右端详，又弯下腰来问：“妈，您试试行不行？脚够得着吗？”奶奶挪了挪身子，两只小脚正好搁在横档上，脸上便漾开了笑：“合适，挺好的。”
动身那天，天色灰蒙蒙的，像蒙着一层薄纱。两位大哥哥一前一后抬着奶奶，我跟在旁侧，深一脚浅一脚地沿着河堤走。河堤空荡荡的，没有树，也不见人影，只有风贴着水面吹过来，凉飕飕的。走着走着，眼泪就下来了，脚步也越发沉，哥哥回头见我落得远了，便折回来，一把将我抱上滑竿，让我蜷在奶奶脚边，就这么一路晃晃悠悠地抬到了益阳码头。
后来我们上了轮船。船靠岸时，迎面是一道高得骇人的石阶，一级挨着一级，密密地叠上去，直插进云里。二伯一手抱着我，一手招呼人过来背奶奶——奶奶被稳稳地安在一个背架上，另有一个挑夫担着两口木箱跟在后头。多年后我才晓得，那地方叫巴东县城。那些靠力气吃饭的人，当地人唤作“挑夫”。那么陡的梯子，背着人、挑着担，一步一喘，汗珠子砸在石板上，真真是用脊梁骨在挣命。
二伯是极疼我的。在益阳的那些日子，他总爱把我举起来，让我骑在他肩头。我最忘不了的，是他身上那股浓烈的烟草味——他抽的是自家园子里种的旱烟，采下来晒干，搓碎了卷成筒，点着了便呛得人直咳。可我却偏偏喜欢那味道，觉得那粗粝的烟气里，裹着他厚实胸膛的温度。他抽烟时，烟雾一团团地往外涌，咳声也一声比一声重。奶奶隔三差五地数落他：“咳成这样，还不戒了？烟有什么好抽的。”二伯总是咧着嘴笑，露出一口黄牙：“妈，不打紧，抽惯了。”那时候我哪懂什么尼古丁、肺气肿，只觉着二伯抽烟的样子，才算是个大人。
回到湖北以后，我再也没能见上二伯一面。
时光带走了人，却带不走那缕浓浓的烟草味。它一直留在记忆里，仿佛二伯从未走远，我看见：二伯还在老屋的门槛上坐着，卷着烟叶，冲我笑。（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