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看到这些诗句，自然就想到了屈原。
屈原，战国时期楚国人（约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78年），芈姓，屈氏，名平，字原，自称颛顼后裔。又在《离骚》中自云：“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屈原是中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在《诗经》的基础上，对楚国的民歌加以改进，开创了“楚辞”这种诗歌文体，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唱的新时代。屈原是“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离骚》、《九章》、《九歌》、《天问》是屈原最主要的代表作。
屈原也是政治家，楚国贵族出身，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对内修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对外联齐抗秦，提倡“美政”。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他为人性格耿直，不愿听从上官大夫的话与之同流合污，再加上楚怀王的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和他的宠妃郑袖等人，受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不但阻止怀王接受屈原的意见，并且使怀王疏远了屈原，被流放沅湘流域，一放便是16年！流放期间，屈原心中郁闷，完成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后，屈原的政治理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于农历五月五日自沉于汩罗江。
传说当地百姓投下粽子喂鱼以防止屈原遗体被鱼所食，后来逐渐形成一种纪念仪式。以后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人们吃粽子、划龙舟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
上面说的这些，大家耳熟能详了。但是，关于屈原自沉汨罗江的原因，历来有诸多说法，却都相差甚远，一是说他以身殉国，一是说他是以死谏王，还有一种猜测说他死于谋杀。但主流说法还是他理想破灭、国家败亡促成的一种以死明志。
那么，他死的值不值呢？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屈原被放逐后，在和渔父的一次对话中，渔父劝他“与世推移”，不要“深思高举”，自找苦吃。屈原表示宁可投江而死，也不能使清白之身，蒙受世俗之尘埃。在渔父看来，处世不必过于清高。世道清廉，可以出来为官；世道浑浊，可以与世沉浮。至于“深思高举”，落得个被放逐，则是大可不必。屈原和渔父的谈话，表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处世哲学。
屈原与渔父不同，他选择的是前一种，也就是不与之同流合污、不陷泥淖的活法。这是思想境界达到一定高度之后才会产生的。譬如，陶渊明、李白、杜甫、文天祥、岳飞……无数文臣武将、迁客骚人都尊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不就是殉汨罗之志吗？“砍头不要紧，主要主义真”，不就是屈原的爱国情感感召下，共产党人的坚定政治理想的显现吗？这种精神状态是一种稳固乃至永存的情感状态，可激励后人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所以，我们才说，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爱国主义诗人！他以自己的死弘扬大义，他的死震铄古今！
而渔父所说的处世之道，说白了就是明哲保身。后汉的历史学家班固也说：“全命避害，不受世患”，他认为屈原应像《诗·大雅》所谓的“‘即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他批评屈原不应“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或许他认为屈原的做法很傻，为屈原不值。但我们反过来想，假设屈原当时没有投江，而是隐身避祸，那么，后人还会记得他吗？还会有端午节吗？或许他认为屈原应保全有用之躯，再作努力的抗争，但当时楚国国都陷落，国君带队逃亡，重点是逃亡的这些人就是流放和排挤他的人，他又能做什么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7个国家的75名著名人士联合发起了“世界保卫和平大会”。1953年，在莫斯科举行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将屈原列为历史上的该年“当年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他（因为那一年正是屈原逝世2230周年，也是其他三位文人逝世的“大年”。类似的活动后来也曾举行过多次，如迦梨陀沙、海涅、陀思妥耶夫斯基为1956年“世界三大文化名人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