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正在阅读《西班牙葡萄牙帝国的兴衰》，15世纪上半叶和中叶，葡萄牙王子亨利领导葡萄牙人，跨过直布罗陀海峡，抵达北非，沿着非洲西海岸南行，绕过博哈多尔角，抵达撒哈拉沙漠南面的“绿色国家”（今日的几内亚、冈比亚、塞内加尔一带），开创了时代的先河，这是一次伟大的壮举，欧洲人第一次知道广袤无垠的沙漠南面存在生命迹象，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欧洲人大探险的开始。
那么亨利算是一个冒险家吗？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他极富有冒险精神，那么他是因为运气不错、误打误撞绕过博哈多尔角吗？非也！正好今日看到了《投资的刚需是避险》这篇文章，我深受启发，悟到了冒险精神的精髓，那就是避险。
很多人很奇怪，冒险精神不就是面对危险勇往直前吗？这不是冒险，这是送死。真正的冒险是懂得如何避险。这便是观察者与行动者对冒险精神理解的偏差。比如脑外科手术医生做开颅手术的时候，他的每一个动作看起来都很危险，一点点的失误就可能造成很严重的后果。这便是从观察者的角度看待开颅手术，观察者认为这是在冒险。而实际上呢？从行动者的角度来看，首先，他的目标是成功而不是冒险，其次，他就是被高强度训练来完成观察者不可能完成的工作的，最后，他是专家，他知道什么危险什么不危险，他知道怎么做是真正的冒险，他更应该知道怎么做才能有效地避险。于是在整个过程中，观察者时时刻刻体会到各种危险，心惊胆战，觉得行动者在不断冒险，最后因为冒险而成功。可实际上呢？行动者的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如何避险上，而不是如何冒险上。
葡萄牙王子亨利其实也是如此，首先，他坚信撒哈拉沙漠南面有生命，其次，他不会像北非穆斯林商人那样穿过炎热的沙漠，而是绕行博哈多尔角，传说中，那里是一个可怕的地方，没人敢冒险越过这个海域，那里总是浓雾笼罩，到处都是难以捉摸的湍急的海流，沸腾的海水，炽热的太阳将人的皮肤烤黑，从1422年到1434年，亨利先后组织了14次以绕过博哈多尔角为目的的航行，均无功而返，最后一年，将航行路线改变，不再沿着海岸线前行，而是径直开向西南方向，然后再折向海岸，终于绕过了博哈多尔角，最后他之所以成功完成此项壮举，并非是蛮干的冒险行为，而是扎扎实实地做好了避险准备。为了探险和殖民，亨利开办了航海学校，到处招收水手、船长、制图人员、造船工匠，同时，他还广泛搜罗各种学者，包括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数学家，甚至古文字专家，因为一些古代的典籍需要有专门的人来解读和翻译。他建立了图书馆，馆中藏有他弟弟佩德罗从意大利带回来的《马可·波罗游记》和古代天文学的集大成者托勒密的著作。他还收集了许多地图、海图和各种航海仪器如指南针、象限仪（测量高度或海拔高度用）、横标仪（用来测量纬度或距赤道的距离）。造出适合于在大西洋上航行的船只，对亨利来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大西洋不像地中海，它的航行条件与地中海很不一样，风急浪高是这里航行的特点。也就是说，在地中海上航行的船只没法在大西洋上航行。亨利及其工程技术人员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造出适合于在大西洋上航行的船只。他采取了许多优惠政策，鼓励造船。比如，建造100吨以上船只的人可以从皇家森林免费得到木材，其他必要的材料可以免税进口。造船和出海的港口就在萨格里什附近的拉古什港市。经过长期努力，大约在1440年，他们终于造出了一种轻快帆船。这种船的船体比地中海的大型商船要小得多，所以显得灵活，易于操纵，可以紧靠陌生的海岸航行，不必像大船那样航行时必须远离海岸。这种轻快帆船舍弃了传统的独桅横帆，而是使用了多桅三角帆，这样船长可以不再那么依赖海上的风向。这种多桅帆船比横帆船更快更安全，在以后的地理大发现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后来哥伦布发现美洲乘用的三艘船都是这种轻快帆船。从轻快帆船的发明可以看到，不是欧洲造船技术的充分成熟推动人们去从事航海大发现，而是由于从事航海大发现的现实需要促进了造船技术的发展。
综上所述，是刚性需要推动了造船技术的发展，造船技术的发展是为了避险的需要，同样，开办学校、广纳贤才、收集相关书籍、准备相关仪表也是为了避险的需要。可见，冒险精神的精髓是避险，未采取避险措施的冒险是赌运气。
因此，冒险常常是旁观者对冒险者的理解，而不是所谓“冒险”成功的人的行动。哥伦布之所以被人们称为冒险家，是因为只有他真的坚信地球确实是圆的，在当时真正能理解这事儿的人还不多，而且他做好了避险的措施并坚信到愿意用行动去证明，用商业去收获的地步。
凡是涉及人身与资本，目标只有两个，尽可能获得最大化收益，尽可能降低系统化风险，这是亘古不变的生存法则，面对未知的领域，首先是安全第一，其次是锤炼自己的学习能力，需要什么就学习什么，成为那个领域的专家，然后像专家一样思考、决策、行动。这才是真正的冒险精神。
当我们旁观一个人看似勇敢无畏的“冒险举动”，在当事人看来只是理性判断下的合理选择而已，冒险精神不是赌博，不是无知的无畏，而是避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