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一个时代的审美观
作者//郭有生
一、从药说起
要谈魏晋人的风度，恐怕还得从一服药说起——五石散。
这药方现在不大有人知道了。丹砂、雄黄、曾青、礜石、磁石，五味石头，磨成细粉，用酒送服。服下去浑身发热，要披发缓行，谓之“行散”。行散时神思恍惚，看什么都有点不真切，说话也飘飘的。何晏说“服五石散，非惟治病，亦觉神明开朗”，大约就是这种境界。
现代人看来，这是服毒，是自戕。魏晋人却当它是仙药，是风雅的由头。因为服了散，皮肤敏感，不能穿新衣，要着宽袍旧裳；不能吃热食，要进冷餐；走路要人扶，说话要拉长调子。这一套下来，自然就有了一种疏离的、飘逸的神气。痛苦被审美化了，病态成了风度。
鲁迅先生看得透，说魏晋人吃散，表面是求仙，其实是“穿衣吃饭上的标新立异”。这话对，但不全对。标新立异是真，可那“新”与“异”里头，藏着他们对生命、对美的全新理解。当政治高压，人命朝不保夕，人便格外珍视当下感官的、精神的体验。那服药后“神明开朗”的瞬间，是他们对抗生命虚无的一剂猛药——哪怕这药本身也是毒。
二、看杀卫玠
《世说新语》里有个故事，叫“看杀卫玠”。
卫玠是西晋人，生得“风神秀异”。有次他从南昌到南京，城里人听说他来了，围得“观者如堵墙”。卫玠本来身体就弱，经不起这番折腾，竟一病不起，死了。时人说“看杀卫玠”。
这故事有些夸张，但魏晋人对容貌的痴迷，可见一斑。那时品评人物，第一眼看的就是“容止”。说嵇康是“岩岩若孤松之独立”，说王恭是“濯濯如春月柳”，说夏侯玄是“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把人的风貌，比作自然景物，比作日月山河，这是审美的升华。
这种对容貌的注重，不单是爱美。在“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九品中正制下，一个人的出身、才性、前途，似乎都能从那副皮囊和风度里看出来。长得好看，有风神，便被认为有高贵的灵魂和出众的才能。这里头当然有偏颇，但也可看出，在那个礼教松弛、思想活跃的年代，人们尝试建立一种新的评价标准——不全是道德，不全是功业，而是一种综合的、审美的、近乎艺术的人格理想。
三、扪虱而谈
再说个《世说新语》里的故事，王猛“扪虱而谈”。
王猛见桓温，一面捉着身上的虱子，一面纵论天下大事，旁若无人。桓温见了，不以为忤，反觉此人豪迈。这要放在汉代，是不可想象的。汉代士人讲究“威仪”，坐卧行走都有规矩。到了魏晋，名士们却以放达为高。阮籍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刘伶在家里脱衣裸形，人说他不雅，他答：“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这种“任诞”，表面是行为艺术，骨子里是对虚伪礼教的反抗。当“忠”、“孝”成了政敌间互相攻讦的武器，当“名教”成为束缚人性的枷锁，一些敏感的灵魂便选择用极端的不守礼法，来守护内心的真诚与自由。他们不是不懂礼，是看透了那“礼”背后的不堪，于是用一种看似荒诞的方式，与之决裂。这决裂的姿态本身，构成了一种极具张力的美——一种破碎的、叛逆的、带着痛感的美。
四、木犹如此
当然，魏晋人不是只有放达，他们心里，藏着大悲凉。
桓温北征，经金城，见年轻时所种柳树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这么个手握重兵、权倾朝野的大将军，对着几棵树，哭得像个孩子。
还有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暮春三月，群贤在会稽山阴聚会，流觞曲水，赋诗饮酒，本是极乐事。可王羲之写序，快乐没写几句，笔锋一转：“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乐极生悲，因眼前的美景欢愉，想到生命的短暂无常，悲从中来，不可断绝。
这是魏晋风度里最深沉的一层底色——生命的自觉与哀伤。汉末大乱，瘟疫流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人如朝露，说没就没了。这种对生命脆弱性的切肤体验，让他们对“生”的眷恋与对“死”的恐惧格外强烈。于是，他们一方面纵情享乐，服药行散，追求感官的极致刺激，仿佛要在毁灭前烧尽自己；另一方面，又在山水、艺术、玄谈中，寻找永恒的精神寄托。那“木犹如此”的叹息，那“死生亦大”的悲慨，让他们的风流，浸透了苍凉的雾气，不是轻浮，是沉重。
五、手挥五弦
最能安顿这悲凉生命的，或许是艺术。
嵇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说完赴死。这是何等的风度！屠刀在侧，他关心的是一支曲子是否失传。音乐之美，超越了生死。
顾恺之画人，有时数年不点睛。人间其故，答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在他眼里，形似是末，神韵才是本。他要捕捉的，是对象内在的精神气质。这“传神写照”四个字，道出了魏晋艺术，乃至整个中国艺术美学的精髓——不求工细形似，但求气韵生动。这和人伦鉴识中重神韵轻形骸，是一脉相通的。
王羲之的书法，更是将这种精神自由与形式美推向了极致。看《兰亭序》，行云流水，挥洒自如，每一笔都仿佛从心境中自然流出。据说他后来再写，都写不出当时的神韵了。因为那一刻的天朗气清、惠风和畅，那一刻的悲欣交集，再也无法复制。艺术成了瞬间生命情态的永恒凝固。
他们弹琴、画画、写字，不像后世文人当作仕途之外的“余事”，而是性命攸关的寄托。在音乐、线条、笔墨的世界里，他们找到了现实中没有的纯净、自由与永恒。艺术，是他们对抗时间、安顿生命的桃花源。
六、尽是刘伶
说了这么多，魏晋风度到底是什么呢？
是“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是“礼岂为我辈设也”的阮籍，是“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的张翰，是“人生贵得适意尔”的季鹰。
也是洛阳城里，那些模仿名士服散行散、东施效颦的富家子弟；是清谈场上，那些只会拾人牙慧、夸夸其谈的附庸风雅之徒。任何一种崇高的风度，传到后来，都难免被稀释、被模仿、甚至被异化成一种时髦的空壳。鲁迅说，魏晋的风度，后来“只剩了表面”。这话尖刻，却也是事实。
可那源头的光，毕竟是夺目的。魏晋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自觉地用审美的眼光来看待个体生命本身。他们欣赏容貌风神，追求精神自由，袒露真情实感，沉醉文学艺术，甚至将死亡也仪式化、审美化。他们把“人”从汉代经学的重重束缚和功利主义的泥潭里打捞出来，赋予其形而上的光彩。
这种风度，塑造了中国文人精神中极重要的一极：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理想之外，开辟了一条向内探寻、重视个性、追求艺术化人生的道路。后世李白、苏轼、曹雪芹，乃至汪曾祺自己，血脉里都流淌着魏晋的风。
如今，魏晋人早已化作《世说新语》里一则则简短的故事，博物馆中一卷卷磨损的字画。但每当我们感到现实的逼仄，渴望精神的飞翔；每当我们品评人物，不止于功利而重其神韵；每我们在山水艺术中寻求慰藉，在短暂中追问永恒——那一刻，我们便与那个遥远的时代，产生了某种微妙的共鸣。
窗外似乎起风了。合上书，那服药行散的飘逸身影，那扪虱而谈的狂放不羁，那“木犹如此”的深沉叹息，那“手挥五弦”的从容赴死……种种影像交织重叠，最终汇成一片朦胧而璀璨的背景。那背景前，是一个个从历史尘烟中努力挺立起来的、生动的、渴望美与自由的人。
这就是魏晋风度。它是一个混乱时代里，一群早醒的、敏感的灵魂，用生命活出来的一种审美观。这观，观照的是人，是生命本身那短暂、脆弱，却又竭力想要绚烂、想要超越的，惊心动魄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