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第一任楚元王刘交，喜爱读书，年轻的时候，和鲁人申公、穆生、白生一起，跟从老师浮丘伯学习《诗经》。后来刘交受封为楚王，就任命三人为中大夫。穆生不会喝酒，元王每次酒宴的时候，就单独给穆生摆一杯甜酒。后来楚元王去世，儿子刘夷继位，也是如此。再后来孙子刘戊为楚王，开始时也坚持，后来慢慢的就忘了。穆生退席出来，说：“我可以离开了，没有给我摆甜酒，楚王心里对我已经怠慢了。现在不走，恐怕哪一天有罪被锁到街头示众。”申公、白公坚持劝他不要如此，说：“你就念着先王的恩情吗？一点小小的失礼，何至于此？”穆生说：“《易经》说：‘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什么事情，你要看到苗头。苗头是很微妙的，是吉是凶，都先有苗头，君子看见苗头就要马上决断，马上行动，不能等到最后。先王之所以礼敬我三人，是道义还在。如今失礼，是道义已无。忘道之人，就不能与他长期相处，我哪里是为了区区一点小礼节呢？”于是穆生称病而去。申公、白公两人留下来。后来刘戊越来越荒淫凶暴，太傅韦孟作诗讽谏，刘戊不听，韦孟也走了，定居在邹县。刘戊因为犯错被削地，就与吴国通谋。申公、白公进谏，刘戊把他们用绳索绑起来，给他们穿上囚衣，罚他们在大街上舂米。楚元王之子，刘戊的叔父，休侯刘富派人来劝谏刘戊。刘戊说：“叔父如果不跟我站在一边，我起兵时，先取叔父性命！”休侯恐惧，带着他的妈妈太夫人一起奔逃到京师。
华杉说：
君子见机而作，见到苗头马上就要行动。申公、白公何尝不知道新王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们为什么不能马上走呢？还是贪恋富贵，有侥幸心理。这就是温水煮青蛙的效应，三只青蛙都知道水温不对，但是穆蛙走了，申蛙、白蛙留下来，就给煮了。
这背后是一个重大的价值观和决策思维，就是——不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古今多少败亡，都是一个原因——追求利益最大化！
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背后，还有一个幻觉，就是以为什么东西是自己该得的。所以在评论张良少要封赏时我们说，因为人性的弱点就是高估了自己该得的，所以我们要学会在分配的时候，比自己“该拿的”少拿一点。
申公、白公留下来，是认为这富贵是我该得的，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刘戊跟着刘濞造反，也是认为这富贵是我该得的，要追求利益最大化。他们不懂得，没有了的东西，没有了就是没有了，要接受，要悦纳。
不要追求利益最大化，要追求什么呢？要追求利益最小化。
因为利益最大化就是风险最大化，追求利益最大化，则所得下不保底。追求利益最小化，则所得上不封顶。
这也是孙子兵法，不追求战胜，追求不败。
这也是巴菲特的投资哲学，不追求高回报，追求不损失本金。从不损失本金，有时赚的多，有时赚的少，一生下来，就是世界首富了。
等到削去吴国会稽郡、豫章郡的朝廷诏书抵达，吴王就率先起兵，诛杀汉朝所置官吏二千石以下。胶西、胶东、菑川、济南、楚、赵，也都反了。楚国丞相张尚、太傅赵夷吾谏止楚王刘戊。刘戊杀张尚、赵夷吾。赵国丞相建德、内史王悍谏止赵王。赵王烧杀建德、王悍。齐王后悔，背叛与诸侯的盟约，不参加造反了，拒城固守。济北国城墙损坏，正在修补，还没有完工，郎中令劫持济北王，不许发兵。胶西王、胶东王为大帅，与菑川王、济南王合并一处，攻打齐国，包围临淄。赵王刘遂发兵到赵国西边国境，准备等待吴、楚大军前来会师，再一起进军，同时派使者联络匈奴援助。
吴王动员全国士卒，下令说：“寡人今年六十二岁，亲自做大将。我的小儿子十四岁，也将身先士卒。国内上与寡人同龄，下与我小儿子同岁的，全部征发！”于是得二十余万人。向南派出使臣联络闽、东越。闽、东越也发兵跟从。吴王起兵于广陵，向西渡过淮河，与楚国合兵一处，发使者向各诸侯国送去文告，陈述晁错罪状，号召合兵诛杀晁错。吴、楚联军攻打梁国，攻破棘壁，杀数万人，乘胜而前，锐不可当。梁孝王派将军迎战，吴、楚联军又打败梁国两路军队。梁王固守睢阳城。
当初，文帝临终时告诫太子说：“如果有紧急事情发生，周亚夫真可以将兵。”到了六国造反的消息传来，皇上就拜中尉周亚夫为太尉，率领三十六位将领，带兵去迎战吴、楚联军，又派曲周侯郦寄迎战赵军，将军栾布迎战齐军。又召回窦婴，拜为大将军，屯兵荥阳，监视齐、赵两国军队。
当初，晁错更改的法令有三十章之多，诸侯哗然。晁错的父亲听说了，从颍川老家赶来，对晁错说：“皇上刚刚即位，你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离人家骨肉之亲，带来这么多怨恨，你这是在干什么呢？”晁错说：“固然是这情况，但是如果不这样做，天子不尊，宗庙不安。”晁父说：“刘氏安而晁氏危，我要离开你，我走了。”于是服毒自杀，说：“我不忍心看到大祸临头！”过了十几天，吴、楚齐国皆反，以诛晁错为名。
皇上与晁错商议出兵的事。晁错想让皇上带兵出征，而他留守朝廷，又说：“徐县、僮县旁边，吴国还没有攻下来的地方，可以划归吴国。”
晁错平时和吴国丞相袁盎关系恶劣，晁错在哪，袁盎就避开；袁盎在哪呢，晁错也回避；两人从来没有在一个房间里说过话。等到晁错做了御史大夫，就指使官吏以袁盎收受吴王财物治罪，皇上下诏免刑，贬为庶人。等到吴、楚造反，晁错对丞、史说：“袁盎多受吴王金钱，专门为他遮掩，说吴王不会造反。如今果然反了，应该将袁盎逮捕治罪，审讯了解吴王的计谋。”丞、史都说：“在事情发动之前，如果抓捕审讯他，还可能阻止事情发生。如今吴国已经反了，现在治袁盎的最有什么用。况且袁盎应该没有参与反谋。”晁错犹豫不决。这时候，有人将消息告诉袁盎。袁盎恐惧，夜里去见窦婴，跟窦婴说吴国为什么造反，并且表示希望亲自跟皇上做说明。窦婴进宫告诉皇上。皇上于是召见袁盎。袁盎进宫，皇上正与晁错讨论军队粮草调度的事。皇上问袁盎：“如今吴、楚皆反，你怎么看？”袁盎说：“没什么好担忧的。”皇上说：“吴王开铜山铸钱，煮海水制盐，引诱天下豪杰，在头发已经白了的年纪举事，他如果不是有万全之策，能干这事吗？你这么说他不会有什么作为呢？”袁盎说：“吴国铸钱煮盐之利是有的，英雄豪杰就没有。如果吴王身边真有豪杰，就会辅佐吴王行义，不会造反了。他引诱的，都是无赖子弟、亡命之徒、和铸钱的奸人，所以才相互引诱作乱。”晁错说：“袁盎说得对！”皇上问：“那你有什么办法呢？”袁盎说：“愿屏退左右。”皇上叫旁边的人都出去，唯独留下晁错。袁盎说：“我将要说的，为人臣者不能听。”于是皇上让晁错也回避。晁错退到东厢房，非常愤恨。
皇上问袁盎，袁盎说：“吴、楚发出文告，说高皇帝的子弟各有封地，而如今贼臣晁错擅自处分诸侯，削夺封地，所以造反，要诛杀晁错，恢复封地就罢兵。方今之计，唯有斩杀晁错，派出使者赦免吴、楚七国，恢复他们的封地，则可兵不血刃而天下太平。”于是皇上默然良久，说：“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诚意如此，我不会因为爱一个人而得罪天下人的。”袁盎说：“愚计就是这样，请皇上自己定夺。”于是拜袁盎为太常，秘密整理行装，准备出使吴国。
过了十几天，皇上指使丞相陶青、中尉嘉、廷尉张欧，上书弹劾晁错：“所作所为，与主上的德信不相称，想要疏离群臣、百姓，又要讲城邑封给吴国，无臣子礼，大逆无道，应该腰斩。父母、妻子、同母的兄弟姐妹，无论老幼，全部斩首弃市。”皇上批复说：“可。”晁错还蒙在鼓里，一切不知。正月二十九日，皇上派中尉召见晁错，骗他一起乘车经过市区，就在东市脱下来斩了。斩的时候，晁错还穿着朝服。
斩了晁错，皇上就派袁盎与吴王的侄子、宗正、德侯刘通出使吴国。
华杉说：
晁错要办大事，大事来了又没有静气，乱了方寸。晁错居然要割两个郡给吴国，这真是不可思议，他当初削藩的时候不知道他们要反吗？他认为赏给吴王两个郡他就会退兵吗？大家都撕破了脸，只能在战场上见，还能讲和吗？
景帝也荒唐，他居然相信杀了晁错就会有和平。
不过，对景帝的荒唐慌乱，可以理解，巨大的压力和恐惧，让人慌不择路，什么方法都想试一试。他出卖晁错，我们也可以“理解”，如果卖了晁错能买来和平，不管机会多么微小，先试一试嘛。
但是，我们不能理解的是他为什么处晁错腰斩之刑，改成斩首不行吗？腰斩是极为残酷的刑罚，人的主要器官都在上半身，因此犯人被从腰部砍作两截后，还会神志清醒，过好长一段时间才断气。腰斩之刑周朝就有，直到清代才废除，据说是雍正皇帝对俞鸿图实行腰斩的刑罚，俞鸿图被腰斩后在地上用自己的血连写七个"惨"字方自气绝身亡，雍正听说之后便觉残忍，命令废除这一刑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