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后听母亲提起，我出生时曾从床上摔落，脑袋竟像是被这一摔“撑”大了些。在当年的村子里，“脑袋大”是邻里间心照不宣的聪慧象征，总有人笑着说这孩子将来有出息——这份默认的期待，像一粒种子悄悄发了芽。从小学到高中，我既是稳居榜首的学霸，也是能护着同学、镇住小矛盾的“小领头人”，旁人的认可成了求学路上最暖的光，推着我一路往前。
六岁那年，记忆有了清晰的刻度。此前的日子像蒙着薄纱，可父母背着行李、转身踏上外出务工路的模样，却刻在心里抹不去。从那以后，我和弟弟成了彼此的依靠，生活被精准地划成“家—学校”的两点一线。小小的村落圈住了我们的日常，村外的世界只存在于大人的描述里，模糊又遥远，可日子里的纯粹却格外真切：清晨踩着露水上学，傍晚追着夕阳回家，课本里的字、院子里的蝉鸣，就是全部的热闹。
最盼的，是跟着爷爷、奶奶或是外婆去镇上。坐上村里特有的三轮车，车轮碾过土路的颠簸声，比任何声响都让人兴奋。一进镇里，叫卖声、自行车铃声、商铺里的音乐裹着烟火气扑过来，眼睛都看不过来——后来上了大学才听长辈说，我们这小镇看着不起眼，消费水平却不比别处低。有次在镇上，我带着弟弟和表妹正追着卖糖人的摊子跑，突然过来几个陌生男人，笑着说要带我们去“外面的大世界闯荡”。那会儿心里像揣了只兔子，既被“远方”的说法勾得心动，又有个模糊的声音在提醒：不能跟陌生人走。最后拉着弟弟和表妹淡定的往外婆身边跑，回头时还能看见那几个人站在原地，现在想起来，幸好当时没被诱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