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幸福
第一位在东乡县支教的老师，是一位外地来的大学生。
那是二十年前，我听一位临夏州妇联的女士给我讲起，当年她在东乡工作时经历的往事。有一位外地大学生到东乡县支教，在一个偏僻的山村小学当老师，在东乡学校里任教几年时间里，她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到县城锁南坝。
她待在村校三顿饭菜，每天吃的都是洋芋。早饭吃昨天晚上剩的煮洋芋，午饭吃炒洋芋片，晚饭吃洋芋丁臊子面。在东乡，土豆既是主食也是副食，当地大多村民家吃跟老师一样的饭菜，一日三餐在饭碗里变化着的花样，总是离不开土豆。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吃饱洋芋，也不是容易的事。山村居住比较分散，有的孩子上学路远，中午放学一个半小时，接着上下午的课，下午四五点钟放学，回家帮爸爸妈妈干家务活，男孩子赶羊到山上放羊，女孩子帮妈妈填火炕。村校每周作息时间，照顾那些家远的同学，要不然就不来上学了。有不少同学家庭困难，她在学校里支教时，看到孩子们书包里装着从家里带来的煮洋芋，那些离家远的孩子上学，有的要走几公路山路，中午放学不回家，孩子们坐在教室里，吃煮洋芋就是一顿午饭。口渴了，学校有水窖。有时她会跟孩子们一起吃午饭，冬天在教室的火炉上和孩子们烤洋芋，洋芋烤熟了，焦黄的洋芋在满教室，香味扑鼻。
有一天晚上，听说县上要放映电影，她和几个老师相约，步行几公里山路去县城里，看了这一场电影。这在当时的村里人看来，实在是了不起，那该是有多么奢侈的事，以至于同学们羡慕了很长时间：“老师到县城看了一场电影”。
返回山村小学的路上，深夜没有一点灯火，山路黑黝黝的，四周大山被夜色紧紧环抱，头顶上的星星低垂在天边，密密麻麻的星光，一闪一闪，晶莹剔透，仿佛用手就能够到。几个老师走在路上，他们说着电影里的情节，借以打发山路上的寂寥，咚咚咚的脚步声回响在羊肠小道上，他们能听到呼心跳的声音。
在村校任教几年后，这位年轻的女教师，抽时间又去了一趟县城，她从邮局给家里打了一封挂号信，是头天晚上她在宿舍连夜写的。中午到了吃午饭时间，她饥肠辘辘，漫无目的地走在锁南街道上，在她眼前的县城比村里要热闹多了，穿城而过的街道，逛完县城也就一两公里，街面上平房商铺一家挨着一家。她上门市部买了一些笔记本，身上就剩下了三块多钱。路过一家饭馆时，饭馆里飘溢出羊肉的香气。她摸了摸衣服口袋里的钱，还可以吃一碗面片。站在饭馆门口，她想了半天，还是没舍得走进去。抿了抿嘴，咽了咽口水，润了一下皴裂的嘴唇，肚子里也没起先那么饿得叫唤了。
人们打量着这个外地姑娘，一个人来回走在街上。口干舌燥走到白家岭坡头，她看见一家卖菜铺，于是走进铺子，有一把水萝卜在地上搁着，她问铺子家秤了几个水萝卜，然后她到隔壁小饭馆，跟馆子家要了碗面汤。没有水洗，她拿着萝卜宝贵似的，舍不得剥掉萝卜皮，在衣服上蹭了几下，蹲在路边，大口吃了起来。初夏水萝卜刚上市，萝卜摆放了几天，失去了水分，有点蔫了，而且萝卜心也糠了，她却吃得津津有味，香甜无比。她说：“那天吃的水萝卜，是我吃到的最美味的水果。”
在东乡支教的日子，生活艰苦，可是她喜欢上了东乡，因为爱情而爱上了贫瘠的土地。后来返城，她离开东乡，离开了自己曾经支教生活了三年多的村校，她的情感融入了东乡，她说这里是自己的“第二故乡”，人生中最美好的季节，留在了这片土地。三十多年过去了，她忘不了村校的孩子，还有那场露天电影，在锁南街道吃的香甜的水萝卜。“那段经历是我人生中宝贵的财富。”她感慨地说道。
第二位在东乡县支教的老师，是美国青年志愿者丁大卫，东乡县很多人都知道他。那一年，我慕名前往东乡采访丁大卫，在县教育局丁大卫办公室里，墙上挂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这间面积不大的办公室里，放着募捐收到的各种各样的邮包，来自全国各地陌生人寄来的学习用品，以及一些孩子们穿的衣服等。在一张靠墙边的单人床上，有一面床铺上搁着的包裹，几乎全是给孩子们的课本、书包等物资。
丁大卫拿出自己曾经支教过村校的一摞照片，在那一张张东乡孩子天真的笑脸，孩子中间同样像孩子一样开心的，是丁大卫。有很多这样的欢乐时刻，留存在穷乡僻壤的村校，可以明显感觉到的幸福，印刻在四寸纸质版照片上。是一个人在俭朴甚至贫困后面的那一种富有，映照在质地纯净的高原上，那一抹在阳光下黄土般的光泽。
“有一次，从兰州回临夏的班车上，丁大卫和夫人韩诗蝶坐在我前排，丁大卫郑重其事地向年轻人要车票。那个正在收车费的年轻人，面对丁大卫要车票时，忽然愣住了。”临夏发往兰州的班车上，当地乘客没有哪个坐车时会要车票，他们知道民营班车。为此，较真的丁大卫说：“我坐车买票，乘客买了服务，买了保险，应该给票。”卖票的小伙子被他逗乐了，转身扯了两张车票，递到丁大卫手里。
富有与慷慨，是丁大卫留给人们的印象，可是对自己他总是这样斤斤计较。在东乡县支教期间，丁大卫接到的教育捐助物资经过他转手派送到最需要的学校，而他自己支教的生活却过得极其简朴。在东乡县支教时，丁大卫每天的伙食很简单，每天三顿饭基本都吃炒洋芋。在东乡县支教，“每个月伙食费只要二百四多块钱足够用了”，丁大卫说。
有一次在临夏滨河中路冷饮摊上，丁大卫坐着阳伞下面的休闲椅上，他手里一边看着书，一边吃炒葵花籽，对车来车往的身外，全然不觉。
第三位在东乡县支教的老师，是一位我熟悉的朋友。那一年，她被分配到一所离县城较远的村校支教。支教是好事，但她实在不想去乡下，因为年迈的面母亲身体有病，还有儿子刚满三岁。起初她托关系走路子，而效果不太好，她努力的结果是，去了乡村支教。她担任小学三年级班主任。一年过后，到了周末放学回家，孩子们非要帮她提挎包，从山底下把老师一直送到公路边，陪着她在路边等班车，直到坐上车时孩子们才肯回家。每个周末都是如此，后来她以班主任上课时的口气，假装板起面孔，命令同学们道：“放学了你们各回各家，谁都再不许送我了”，大家这么说好了，可出了校门，同学们还是尾随在她身后。
在那所村校支教一年过后，她恋恋不舍离开了村校。她说：“要是早知道这样，当初我怎么还不情愿接受这快乐的体验。”
动人的故事发生在支教之后，过去了一年多后，那一年夏天，她正在市里的医院陪护生病住院的母亲，忽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听着电话那头一个陌生的稚气未脱的男孩子的声音传来，她好奇地问道：“你是谁？”那个男孩说：“老师，你忘了我嘛，我是五年级的班长。”她猛然想了起来。“就是那个调皮的孩子，她想起了自己的这位学生，那年她还去过他们家，动员他父母让他上学，她连着去了三次走访，总算让家长放心地把孩子交给了她。防止孩子中途辍学，尤其动员家长让女孩上学，让村里的孩子坚持读完学业。他现在已经上了五年级，而且还当了班长。他告诉老师，参加学校举办的作文演讲比赛时，他写的“我爱东乡”作文获了一等奖。
接下来，他在电话里对老师说：“我妈妈让我给你送苞谷棒子来了，是妈妈刚从地里摘的嫩苞谷。”赶紧挂断电话后，她匆匆地来到广场，“当我见到了那个同学，他满头大汗地站在我面前，不时地挥手擦去额头鬓角沁出的汗珠。”
“我一下被难住了。”这份支教时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由此改变了她对人生的态度。相信教育和爱的力量，能够改变你我，一个人的世界。她告诉我说，那年去支教前，她翻来覆去，彻夜难眠，几乎酝酿了一个晚上，脑海里只有四个字——“热爱家乡”。短短的一年里，她想着怎样去做好支教，不仅只是给孩子灌输的知识和灵感，而是怎么样用一个东乡孩子的眼界，听到从他们的口中真诚地道出：我爱东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