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史》2  六祖可能是逃丁

《坛经》记载慧能得五祖衣钵之后，隐遁在猎人堆里15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恐人争夺衣钵，加害自己。并且五祖弘忍在慧能临走时嘱托“佛法难起，不宜速说”慧能此后一直混迹于农商渔猎之中，接触的全是底层民众。《法宝记》说他“恐畏人识，常隐山林，或在新州，或在韶州，十七年在俗，亦不说法”。关于恐畏人识，也有可能是当时，慧能大师的身份属于“逃丁”当年他进黄梅，已超过丁年，即使作为逃丁，也是官府搜检的对象，王维说他从黄梅走出后“止于编人”就含有这样的暗示。因此，慧能潜离弘忍并长年隐遁，与神秀的“涕辞而去，退藏于密”的性质类似，逃避官府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当然五祖“佛法难起，不宜速说”的嘱托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另外禅宗讲“悟后起修”，当时六祖慧能已经在弘忍门下得悟，自然也少不了一段“绵密保任做功夫”的阶段。因缘如是，十五年后在广州法性寺（今广州光孝寺）出山，大化四方！关于慧能拒绝应召的问题。则天、中宗曾敕书劝征一事，也始于王维的《六祖禅师碑铭》，而《坛经》、《略序》和《神会语录》等皆不载，这是令人诧异的。而宣扬最甚的是《法宝记》和《别传》。前者说，长寿元年（692）和万岁通天元年（696）武则天两次敕请，慧能“托病不去”。后者说，神龙元年（705）、三年（707），“高宗大帝”分三次征请、奉养、赐额；自乾元二年（759）至永泰元年（765），“孝感皇帝”和“宝应元皇帝”还数次敕问慧能弟子行滔及其门徒惠象，令供养和守护慧能的传法袈裟，并录有往来的敕书和答表的全文。《全唐文》收有唐中宗《召曹溪惠能入京御札》和唐代宗《遣送六祖衣钵谕刺史杨瑊敕》，由这些诏书和碑文我们可以看出，唐王朝对六祖及南宗的重视是确有其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