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在看抗战片的时候，总觉得日本人是一个很虚伪、胆小又懦弱、不守信用的群体，对他们的人格所唾弃，直到看了《菊与刀》这本“现代日本学鼻祖”，才开始对日本人有所了解，这并不是为战时他们卑劣的行为辩解，相反，我还是唾弃他们的罪行，但是这本书让我了解到战争背后的他们是什么样子——一个儒雅尚礼又桀骜不驯、温和善良又严厉凶恶的矛盾体。

书中，作者以文化形貌轮谈论了日本文化的特质，还从孩子教养的角度剖析了日本人的生活，让我们更详尽地了解日本人。《菊与刀》这本书并非专注于日本人的宗教、经济生活或者政治、家庭，而是要验证日本人对生活规划的设想。它只描述这些观点的自我表述而不论当时的政治，是一本探讨日本人何以成为日本民族的书。

日本并没有把战争归根于轴心国的侵略，而是以另一种眼光看待这场战争，他们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就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日本有必要为建立等级秩序奋起而战。当然，这一秩序的领导者只能是日本，因为只有日本代表了一个真正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国家，并真正懂得“各得其所”的必要性。对于战争的希望，日本所寄托的基础也不同于美国的物质条件，他们依托的是精神对物质的胜利，他们认为只要精神上胜利了，最终一定会胜利。

日本人的牺牲精神最极端的表现当属他们的不投降政策，日本战俘并不像电影里那样懦弱无能，他们并不是那种由于士气低落就会投降的军队，除了极少数以外，绝大部分士兵都是在负伤、失去知觉、丧失抵抗力的情况下被俘的。一旦被俘，则意味着对他们以前生活来说，他已经是个“死人”了。日本战俘非常清楚对皇室的忠诚与军国主义侵略战争政策是两码事，所以他们会大肆抨击指挥官，但并不会怀疑天皇。

西方士兵和日本士兵行为上最具戏剧性的差异，毫无疑问在于日本被俘后竟与盟军合作。因为他们的行为准则是：选择了一条道路，便全力以赴，一旦失败，他们会自然地改弦易辙。日本人的伦理是一种善变的伦理。战后，日本赖以重新建设一个和平国家的真正力量在于日本人敢于承认他们过去的行动方针“失败了”，从而把努力倾注于别的途径。

再说说日本的等级制度，他们的等级制度非常严格，这也养成了他们对礼仪的极大重视。但跟中国不同的是，日本的“孝”只限于家庭内部面对面的家庭成员之间，也就是三代以内。在日本，特权间的界限不会仅仅因为有人在背后操纵而遭到破坏，表面关系也不会为了适应实际支配关系而改变，规矩是无法亵渎的。即使是一个惧内的丈夫，又或是一个受弟弟支配的兄长，在正式关系上还是受其妻子、兄弟尊重的。

德川时代，在社会阶层上，日本自上而下有天皇、将军（实际统治者）、大名（封建领主）、武士、农民、工、商、贱民。直到明治维新后才废除阶级间的不平等。

在日本，所谓“义”就是确认自己在各人相互欠债的巨大网络中所处的地位，即包括对祖先，也包括对同时代的人。尽管文化上存在着的很多特殊性使日本人易于接受报恩思想，但在日本，毫无负担地受恩仍是件幸运的事情，人们并不喜欢背负“恩”所带来的的人情债。在日本大街上若有事故发生，街头人们大都袖手旁观，这并非是他们缺乏主动性，而是他们认为任何非官方的干预都将使接受者“负恩”，这会造成他人的负担，使他人痛苦。

“情理”是专属于日本的范畴，它包含“对社会的情理”和“对名誉的情理”。对社会的情理大体上可以描述为契约关系的履行。日本人关于“情理”的习俗有一点同欠债还债相似，如果回报超过预期时间，就会像利息一样增长。对名分的情理，就是使名声不受玷污的义务，它需要维持各种纷繁复杂的礼节各得其所，能忍受痛苦，维护自己在专业或技能上的名声。也就是会把一个人和他的工作极度等同起来，任何对他行为和能力的批评，都自然成为对其本人的批评。在日本传统中，在受到侮辱和遭到失败的情况下，复仇是件“好事”，占有很高的地位。

当一个日本人说某人不诚，他的意思是说此人与他意见不合。日本人使用“真诚”的一个基本含义就是，热情地遵循日本道德准则和“日本精神”所指引的道路。它大抵准确无误地等同于日本人实际强调的各种正面德行。“真诚”也经常用来称赞不感情用事的人，这反映了日本人的自律观念。

“你要自重”是日本家长经常挂在嘴边训诫青年子女的话，它的意思是子女必须行事得体并达到他人的期望。日语中语气最强烈的是“以自重加倍自重”，意思是谨小慎微，慎重到极致，不草率下结论，意思是思虑再三，以恰如其分的方式和付出达到目的。

比起对“罪”的重视，他们更重视“耻”。真正的耻辱文化依靠外部的约束力来规范行为，他不像罪感文化那样，依靠内心对罪的惩罚。“耻”是对他人谴责的反应。

日本人关于自我修养的概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培养能力，而另一类则培养比能力更多的东西——“圆熟”，即意志与行为之间“丝毫无间”的经验。

在自我约束方面，日本人的人生轨迹是一个巨大的U字形弧线，它允许幼儿和老人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和放任。而对青少年和成年人要求严格。传承方面，日本父母需要孩子，不仅是情感上的需要，也是因为他们如果未能传递血脉，则是人生的失败。男人需要儿子传续家族的血脉，维护家族的荣誉和财产；女人需要孩子也不仅是为了满足情感需要，而是因为只有当了母亲，她才有地位。

在日本，人们只有得到其他集团承认，才能确信会得到本集团的支持，如果局外人反对或加以非难，本集团也会背弃并惩罚他，除非他能使其他集团撤销这一非难。由于这种机制，“外部世界”的赞同在日本具有其他任何社会无法相比的重要性。

不管他们在履行极端义务方面走得多么远，他们都能够沉湎于享乐和安逸。慎重处世的教育往往使他们行动怯懦，但他们实际上勇敢得近乎鲁莽。他们在等级制下可以表现出非凡的驯服，但绝不轻易接受上级的驾驭。他们尽管彬彬有礼，但仍能保持傲慢不驯。在军队里，他们可以接受军队所要求的的狂热盲目的训练，但却又桀骜不驯。他们可以是热烈的保守主义者，但又很容易被新的方式所吸引，他们曾经学习中国习俗，继而又汲取西方学说，这就是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