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赵平安小说《把粪担到街北去》
赵秉勋
赵平安的小说开篇警拔,平地起雷,先声夺人,扑面将读者的眼抓住,心摄住。开篇营造强烈的冲击力,这分明是莫言《红高梁》式的开篇。不仅在开篇,《把粪担到街北去》全篇之笔法结构都有《红高梁》的影子。作者全篇采用倒叙手法,自由地切换时态,从而将全部剧情压进眼前现在时------一个大夏天大中午的担粪事件中,在自如收放中,使作品获得了极大的叙事自由度和阅读的巨大张力。
开篇第一句即是“蝉在村间的高树上扯破嗓子的唱”,此蝉在赵平安的手里发挥着重要的道具作用。蝉鸣高树,不只是高原大夏天大中午的典型景致,作者更在于喧染一种静寂沉闷的氛围。这氛围令人烦躁、让人不安,使人悬心无地,几如黑云压城,预示着某种不幸的事情就要发生。
赵平安写景,不着意于风花雪月,只让它发挥一下道具作用。于是,全篇写景极少,只一笔两笔,白描写来,传神写照,意境全出。
第二句即开门见山点明了这不幸的事情,其实,这不幸之事却非多么骇人的灾祸,不过是一位农村孩子中考时没能考上初中专,但在作者笔下却是严重事件,竟名曰落榜,直让“一向平和的我大愤怒到了极点”。
这是一个移民人家的故事,故事的展开背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故事发生的地点在陕北东南古宜川地狼神山一域,这里虽偏于中原之西北,但自北宋以来却得儒家文化深耕,属典型的儒家文化圈。不用说,其人极是保守,千百年积累下来,他们结成了铁板一块的文化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封闭自守,狭隘固执,又自感优越,而极其排外。其情形大有似未庄之阿Q,硬是瞧不上城里人将“长凳”称为“条凳”。
主人公山子的爷爷在饥荒年月携家离乡逃难,凭一把手艺走州过县谋生度日,在晋陕间飘泊流浪,最后流散到黄河西岸的狼神山地界。这一路展转走来,他们就像被天风驱卷的蓬草,斗转无地。即在这样的飘荡中,他们还夜夜做着回乡的梦,不忘向埋葬着祖先的故土方向焚香磕头。然而造化另有安排,他们遇上了国家安置流散人口,随被安置到了镇所附近的曹娘娘村。
安置流散人口是政府的强制行为,若以曹娘娘村坐地户的意思,这是绝难允许的。在他们眼里,今有外人硬生生插进来在他们的土地上安家落户,其危害可不仅仅是占他们的土地,抢他们的衣食,最让他们忧心的是那外来户所带来的异己的陌生的作派和骨血,极担心这些东西会冲击扰乱了他们的秩序,会玷污异化了他们的生态。
扭不过政府的坐地户很是无奈,只能呼天抢地的向祖先告罪。而打心里,他们是咽不下这口气的,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将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反击,誓将这外来户踩在脚下,直致排挤出去。这其中,最毒的一招便是进行文化打压,由黑青老汉出口将这外来户损贬为野种。
一大村落加入一两家外来户,这有多大的事啊!曹娘娘村坐地户竟至于如此紧张敏感,如临大敌,足可见其文化生态之保守脆弱。如果时间既久不得更新,这种文化誓必腐朽没落,贾平凹《高老庄》所写秦岭深处所谓纯种汉人退化丑化的文化生态便是这种典型。
不同风俗文化相遇影响,其参照融合而更新更生,自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幸事,更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然。只可惜这种故事的发生多不得和平自觉进行,往往要伴以摩擦冲突,甚至以血腥战争。
现在小小的曹娘娘村所发生的冲突也很激烈,以马财和黑青老汉为代表的坐地户撤以正统文化之大旗,不仅极尽文化打压之能事,甚至挑起了人身冲突。
他们以正统文化自居,轰骂山子一家野种,其实就是要剥夺山子一家活人立世的合理性,从而根本上否定其存在感。在这里,野与家相对,一如田地里的秕谷和家谷,秕谷是庄稼之祸害,是应该被清除掉的。一个野字,罪只在其外来,底细不清,来历不明,令人存疑,隐含风险。恰如外来物种入侵,极是让人恐惧不安。野种,在这里既见卑劣,又具危险,就如希特勒之视犹太人,必欲斩尽杀绝而后快。
在曹娘娘村,马姓人家是绝大多数,自然掌握着文化舆论上的话语权,影响之下,处于边缘化弱势地位的山子一家在无形间便认同了其话语权。这样一来,马姓人家自居正统,骂人都觉得名正言顺,欺负打压山子一家都是出师有名。而他们的毒语就变成了真正伤害山子一家的毒药,人家一句野种出口,于他们便有诛心之痛,灭顶之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抬不起头来。
山子的爷爷虽然能巧,但他的手艺也不能使他们一家摆脱这种困境。
凡儒家文化圈,人们都奉行重农抑末。被轻抑的行当包括木匠、铁匠、石匠、银匠、毡匠、锁匠、修脚的、理头的、抬轿的、唱戏的、配种的、卖艺的、吹鼓的等等,从事这些行当的全是河南、安徽、山东、榆林等处的外地人。这其中,人们所以岐视抬轿的,你可以想象到在严格讲究等级的社会里,他们是嫌弃轿夫身份低贱,被人牛马驱使的。那铁匠呢?平心而论,他们打铁也和农民种地一样,一样黑汗水流的,一样本本分分的,何以就要低看人家一眼呢?!
坐地户们既离不了外地手艺人,却又要低看人家。他们可以欣赏这些外地手艺人的手艺,甚至会同情他们出门在外的不易,却决不容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安家落户。
在这种狭隘固执的没有包容的文化环境里,山子一家必陷逆境,山子的人生路必是逆路。
哪里有不平哪里就有抗争,这是自然之理。生于逆境走着逆路的山子本能自会叛逆,以他小小的年龄,这种叛逆更像是本能反应,多是自发而为。人是一种对象性存在,马克思就说:“对象那方面发生的事情同样也是主体这方面所发生的事情”,正是这样,马财们对山子一家的态度反过来也正是山子对马财们的态度。马财三番五次地骂山子野种,山子随针锋相对地施以报复。他的种种报复都是小儿科式的,是一些不对称的战斗,就是撒野耍浑,搞一些恶作剧。往人家院子里扔石头,用石头充塞人家的烟囱和茅缸,亲人家女儿铃铛的脸,抢人家的狗仔,并给狗仔取名铃铛来侮辱人家。这其中,真正能伤到马财的是山子亲近他女儿铃铛,他害怕这个被自己鄙视的野种的骨血染到他女儿铃铛,这可是奇耻大辱。一想到这种危险,他就发疯,竟把山子所养的狗腿砸断,还威胁山子妈,要“把你野种的独苗根断了”。
对正值少年的山子来说,置身此环境胸怀此仇恨,乃人生莫大不幸。这就是命吧!
晚上的时候,山子把狗放进被窝会想到爱努嘴的铃铛。有的读者可能会认为这是爱恋的表现,其实不然,充其量,这只能说是一个少年男孩一点朦胧的对性的反应。加上山子亲过铃铛,说到一个男子经历的女人,在山子的经验里,铃铛算是一个吧。
这种经验并不是爱情,山子并不爱铃铛,铃铛只是充当了他报复行为的一个牺牲品。山子怀恨走近铃铛,他的恨是一剂毒,受到伤害的山子,现在将这伤害转嫁在铃铛身上。
铃铛喜欢山子,在马财看来,当然是自己这死女子傻逼无脑。其实不然,吸引铃铛的大半正可能是山子这野种身上的野性,即那种有别于本地文化的一些异质文化的气息。
在儒家文化圈罗子山一域,“耕读传家”是正统家训,不管家里有没有读书人,很多人家的门楣都是“耕读传家”。 山子家本该是手艺传家,但现在既在这里落了户,便也入乡随俗,也尊奉“耕读传家”。而且,对他们没有背景没有资源的外来户而言,若欲在此逆境中抬起头来,扬眉吐气,他们甚至要比本地人更其重视“耕读传家”。于是,刚上初中的山子用劣质毛笔写下的“耕读传家”联眉,被其没有读过书的大视为宝贝,一年换一个地方地贴在墙上。
好在天佑其志,山子念书争气,竟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狼神山初级中学。从山子妈亲手给儿子做了红裤头开始,炽炽的希望之火就在一家人的心头燃起来了-----这就是三年后山子能顺利考上初中专,端上铁饭碗。而且,看来事情也好像在按着这希望的节奏进行,因为“我的学习在全校出了名”, “我大在学校对面的山岭上给麦子施肥,能听见晚饭的广播里有我的名字,他不由地松开了拳头,手中的肥料像雨越下越大,他仿佛看见田里的麦子正在一窜一窜的往上长,好像腰杆子挺直做人就是秋后的事。”
后事如何呢?事有大谬不然者,三年后山子的考试结果却狠狠打了他大的脸,这才有了小说开始的那一幕。山子妈表达失望的话是“生就了的”,就是说她儿子只怕生来就不是那块料。山子大像是都气疯了,没读过书的他失望透顶的语无伦次地竟说出一句“东亚病夫”。于是,为了惩罚儿子,也为了给儿子治这“病”,随安排他“把粪担到街北去”。
上了初中后,山子确实犯病了。因为学习赢人,一时间里,山子竟丧失了其野种逆境逆路的现实感,他要不现实地奢侈一把,他要恋爱了。因为学习赢人,山子觉得自己现在就可以扬眉吐气了,他后来对井头叔这样说“外来户就像有臭似的,我想争一口气,就喜欢上一场”。从病根上看,只怕还在于他的叛逆心理吧。
从山子和香鹿初相识,我就觉得情况不妙。这时候,山子的表现还正常,而香鹿却像在虚幻中,特别的不真实。
就算香鹿家世特别,境遇优越,思想主动,一个刚上初中的小女孩,也不至就那样大胆主动,竟至当时就“脸上飞起了两片红云”。作者于此似有想当然,简单化、概念化、理想化之嫌。
如果不是学校发生的避孕套事件,故事可能就是另外的节奏了。因为这事件,学校规定不准男女生坐同桌,随使山子和香鹿分开了。但避孕套事件无疑起到了一个促动的作用,山子和香鹿开始谈恋爱了。
避孕套事件奇葩热闹,或博人眼球,但只要起到它的作用即可,不宜过甚喧染铺排。
香鹿之喜山子,也不仅因为看他学习赢人,可能与铃铛一样,大半正是因山子这野种身上的野性,即那种有别于本地文化的一些异质文化的气息。
香鹿与铃铛一样,她俩都不歧视山子,能平等待他。铃铛仅此。因为特别的家世,香鹿的思想超然于本地人,她不仅能平等对待山子,更能在精神上尊重山子。这一点一定让山子特别触动,也因此使山子一时间置身幻觉,而丧失了现实感,而使他忘乎了自己野种逆境逆路的处境。就此二人世界,香鹿可以浪漫,山子觉得自己也可以浪漫。可现实就是现实,其当下的现实决定了他没有资格浪漫,恋爱对他来说是奢侈品,他奢侈不起。
如果从山子要挣一口气地动机看,他这喜欢一场似不纯粹;但从过程之诗意浪漫看,还确像一场爱情故事。
就此情景,我们不由想到了高加林和黄亚萍,正可以写照他们。
现在我们再回到担粪上,山子大以担粪来治山子的病,确是良药,这是一副清醒剂,以让他恢复现实感。
井头叔是一关键人物,以致我们可以将它视为一种象征,他象征理性、质朴、坚毅、信念,,,,,,他带领山子担粪,其实是引导山子的人生。这种引导不是向现实妥协投降,而使引导他剥去幻想、羞涩、虚伪,引导他脚踏实地坚毅向前。这时候,“我担着粪桶走过这条街镇,街镇就像一河水洗了我,我的身体不再那样僵硬,酥软中从脚底下正升腾起一股力量。眼前的粪液已不在恶臭,阳光照在粪池里,光影有些辉煌。”当此时也,山子已经脱胎换骨了,而更新更生了。在这里,是井头叔引导山子在思想上超越了逆境,实现了其逆路人生的突围。
这篇作品有路遥《人生》的影子,只是山子要比高加林幸运。他伤害了铃铛,也付出了代价。他年岁还小,只是一时挫折,只是小小的中考不理想。而幸运的是,在此人生低谷时,当此人生关键处,他有井头叔的陪伴引导,做他的精神导师。他不像高加林跌得那么惨,不具那么重的悲剧色彩。担粪是山子的一场人生洗礼,现在他清醒了,顺着井头叔的指点,他昂首远眺。他看到了远方,前方道路正长,前方道路宽广,他可以上高中,考大学,有的是选择,有的是希望。是啊,“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鸣呃”!
这井头叔的真身似有不明,只知道他是老牌师范生,当过乡镇中学老师,后来因言获罪,被开除公职,做了农民。那么,他是曹娘娘村人吗?或者他是本地人吗?何以他那么睿智澄明,独没有本地人狭隘排外的意识?就因为他是老牌师范生吗?关于他,这些信息是不够的,他分明是谜一样的存在。不管怎样,我们就将他视为一种象征吧。
山子分明已经走向前了,作者似没必要再安排已任公职的香鹿向他赠书这样的尾巴了。
这是一篇自传色彩很重的作品,山子的身上应该有很多作者往昔的影子。这种用笔的难处往往在作者难以从故我的一些情结中超越出来,而客观地拉开距离进行审美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