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南回来，我住在新村。新村离张家村老屋不到一千米，闲来无事，我总爱往张村老屋走，权当散步。
如今的村子，早已不是二三十年前的模样。家家户户都将土坯瓦房全都改建成砖混楼房，但我仍然习惯把这里的房子叫老屋。
平时，村里冷冷清清，少见人影。去得早，家家关门；去得晚，依旧大门紧锁。三十来户的村子，常年守家的没几户。年轻人要么外出读书，要么进城务工。如今不用交公粮，原先的水田早就没有人种水稻。六七十岁的人也大多跟着儿女住城里，帮着带孙子，偶尔才回老屋住上几日。只有几个年龄更大的守着菜园，种些青菜打发时间。爱打大牌的，都早早赶去新村；几个打小牌的，牌局地点也不固定，有时在村东头，有时在村西头。
上午，我走到贵姐门前，看见她在晾晒衣服。走近打招呼：“贵姐，你清明回来就一直在家哈？”
贵姐：“是哟，你也回啦？”
我说：“嗯，你没去南昌？”
贵姐：“五一节再去。”
我说：“今天没去打牌？”
贵姐：“上午不打牌，下午打。”
我说：“哦，贵姐你忙吧，我随便走走。”
我继续在村里转悠。荣嫂坐在她自家门前的枇杷树下剥蚕豆，远远望见我，等我走近，她说：“是万杰吧？看我这眼睛，好久都没认出来。”其实，荣嫂比我母亲小不了几岁，只是因为我的辈份高，所以才这么称呼她。
我说：“荣嫂，这不怪你，只是我变老了。”
荣嫂：“我啥都做不了，我现在就是个废人。”
我说：“你已经很不错了，90多岁还能自己照顾自己。”
荣嫂：“我家老大叫我去他那里住，我实在是在外头住不惯。”
听到荣嫂说她在外面住不惯，我忽然想起当年在庐山，我接母亲来避暑，母亲总嚷着要回家。我问：“妈，你总说要回家，家里有什么宝贝放不下的？”
母亲说：“家里养的鸡。”
我说：“养鸡怕什么？难道万池会偷你的鸡？”
母亲又说：“已经好久不下雨，菜园里的菜都快干死了。”
我说：“我就不信，万池会看着菜干死不管？”
母亲想不出别的理由，急了：“哎，我啥也不想，就是想屋里的那一块土。”
我一遍遍在村里转悠，童年的玩伴，竟一个都没遇见。
这些年，村子变了，老屋变了，村里人也变了，再也找不回从前的光景。每次回来，看见万池老弟家大门紧锁，我不愿推门。可心里，又总想踏进去看一看，也不知要看什么，只想在院子里静静地转一转，呆呆地坐一坐。
推开虚掩的院门，铁门吱呀一响，在空院子里荡开。院子里那道石坝，木莲藤从石缝里钻出来，缠得密不透风。木莲藤顺着西墙角往上攀爬，延伸得高高的。后院的压水井还能压出水，只是村里通了自来水，这压水井便用得少了。压柄磨得光滑，压出的水还是凉丝丝的，跟从前一个样。
自从土坯房拆了，盖起三层楼房，屋檐下再没有燕子来筑巢，春天叽叽喳喳的叫声，也没了。从前，三间土坯房，要住一家五六口人，现在，房子大了，房子多了，却空着没人住。那时放学，院子里满是伙伴的笑闹，如今少见孩子出来串门。
我从屋前慢慢走到屋后，打开后院院门，两棵猫耳刺挂满了红红的果实。通往后垄的小路，长满灌木荆棘，小时候放牛常走的山路，早已淹没的无影无踪。原先的毛栗树、橡子树，被肆意生长的水竹、夹竹、毛竹替了去。
回到母亲住过的那间屋子，我摸摸那些老家具。
那台掉了油漆的梳妆台，是母亲当年的陪嫁。顶上原本雕着一排精致的龙凤图案，文革时，是父亲亲手把花纹敲掉，扔进了灶洞。
还有那只两斗橱柜，也是母亲的陪嫁，柜子上面的两扇门，各嵌着一面镜子。小时候，我踮着脚也够不着镜面；后来长大，个子高了，再看那镜子，反倒觉得柜子矮了。
移步厨房，立着一口大灶台，是母亲生前日日用的。凑近一看，两口大锅早已锈迹斑驳，灶膛里积着草木灰，还能闻见淡淡的陈旧柴草味。我拉开装碗筷的橱柜，灰尘落得很厚，碗盆筷子都长了霉，安安静静躺在里头，孤零零的。
指尖抚过冰凉的灶台，母亲的身影一下子浮现在眼前。她围着灶台添柴、刷锅、盛饭，锅碗瓢盆叮当作响，灶火映着她的侧脸，忙忙碌碌的，清晰得就像昨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