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霸道”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指的是齐桓公，晋文公等以富国强兵的种种手段来实现称霸诸侯之道。在春秋早期，称霸不仅要靠国家力量来实现，也要以“尊王攘夷”的旗号来号召诸侯，共同解决所面对的政治军事等问题。盟主，也就是“霸主”，则在其中承担了领头人的角色。

春秋时期的“霸主”在一定意义上，团结中原诸国，共抗外敌，使“华夏文明共同体”这一理念在混乱的春秋时代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即使南方的楚国，吴国，越国。也以称霸诸侯为目标，实际上就是想极力融入华夏文明圈，得到认同。如果没有这种争霸，诸侯国各自发展，地域的阻隔和发展理念的不同，可能会让分裂的趋势进一步加强。

从战国时代开始，“霸道”就发生了变化，周天子名存实亡，周王国已经处于随时可以被灭掉的处境，诸候国的“争霸”成为了一种纯粹的霸权争夺战，而这个“霸道”是一国独霸天下，与春秋的争霸有着显著的不同，它的功利性更强，更加地不择手段，战争更残酷。

“霸道”是君主的现实需求，而“帝道”就是所有士人的理想，秦国的商鞅在入秦实施变法前，向秦孝公陈述了三种方案，讲尧舜的“帝道”，即以“德”让天下归服，秦孝公昏昏欲睡，第二次又讲“王道”，即商汤王，周武王革除暴政，改革天命的理念，秦孝公还是觉得不靠谱，最后商鞅讲“霸道”，也就是立即变法图强，称霸诸侯，秦孝公一下子就很高兴，并开始实行变法，最终在秦始皇时灭六国，一统天下。

在汉武帝以后，出于现实统治的需要，中国历代王朝都实行了儒法兼用，这是手段。而在理想层次，士大夫阶层和某些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帝王都把“王政”与“帝道”作为最高追求，纯粹以“霸道”并不能长久地让社会稳定，王朝的灭亡与社会的动荡也会周期性的上演，带来的只会是百姓的痛苦。

汉朝与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两个王朝，在其对外扩张的进程中，对其他的周边小国，在一定的程度上也表现出了和今天美国一样霸权主义做法。

汉朝时的西域小国楼兰，夹在匈奴与汉朝之间，所以朝秦暮楚的事时有发生，它的人口仅有几万，兵几千人，有一个叫傅介子的人主动请求杀死楼兰王以此控制楼兰，但做法实在不地道，在楼兰的宫殿他用财物诱惑楼兰王，然后从背后杀死了楼兰王，傅介子回到国内，被当作英雄对待，因为他用最低廉的成本获得了最大的国家利益，然而他的做法也是遭到后世人的批评。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里就说，以汉朝的国力和汉军的强大，攻破楼兰，斩杀楼兰王都可以，却用这种不符合大国身份的手段刺杀一国之君，完全不值得推崇。的确，一个大国，它的实力到了一定程度，再用自己的力量去欺凌弱小，实施霸权主义，只会增加仇恨与反抗，这也是几千年来，为什么中国人对于最高理想“帝道“的追求始终没有忘记的原因。

但在那个时代的国际关系中，本就没有什么国际规则，弱肉强食保障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也要看到，“霸道”的思想在中国是逐渐没落的，也几乎伴随着中国没落的进程，使中国在国际上逐渐失去了影响了。

今天的世界一超美国，在世界上的种种做法，在我们看来其实并不陌生，这就是一种强国的“霸道”主义，但在今天的复杂世界格局中，它是否还能延续下去，显然是不行的，强行实施这种主义，只会造成更多的仇恨，更多的报复，更多的混乱，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下策。

然而，美国除了霸道以外，没有像我们还有王政与帝道理想，大同理想。所以它只能沿着这条路一路走到黑，即使自己已经出现了诸多的问题，但依然要保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在全球各个基地的驻军，甚至进行暗杀敌对国的将领，对全球进行监控等等的手段，这些霸权思想是不得人心的，迟早会遭到反噬，但美国黔驴技穷，它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没有了各个领域的霸权，美国必然走向衰落，可能会回到一战前的地位。

反观中国，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之后，我们无论对国家还是全球，都有更多的治理思想，它并不是像美国那样一个简单的称霸，而是从我们自古以来的天下观出发，到全人类的一个社会理想，这是脑子里只有“霸道”思维的美国理解不了的，甚至美国还没有达到齐桓公晋文公的水准，至少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霸主可以带领诸侯做一些大家有共识的事情。

时间可以检验一切，我们的社会理想也许会被更多人理解和接受，用“德”来让所有人团结，并建立新的秩序，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虽然这需要更多的时间，更曲折的道路，但它的确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可以在未来实现的社会理想，否则世界只会更加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