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课：让你的声音变得更丰富
我们每周都会在米纽秦博士的客厅里聚会，讨论某个人的治疗录像。看过几分钟的录像之后，米纽秦博士会按下暂停，要我们说说看到了什么。每当我们将观察局限在家庭的行为上面时，他就会提醒我们睁大眼睛，也要看到治疗师的所作所为。她如何进入系统？他的出现如何改变家庭的互动？我边看边想，治疗师的行为往往强化了、而不是打破了家庭固有的关系模式。
作为一名学徒，我仍在学习从个体视角转向关系的视角，观察来访者的问题是如何被系统所维持的。意识到自己也参与到了问题性的家庭互动当中，特别是在治疗的进程中就要意识到这一点，我感觉好像需要跨出格外费力的一大步。但是，为了成为对来访者有用的治疗师，我必须接受挑战，观察治疗当中的自己。一位外科医生不会走进手术室期待自己的手术刀和止血钳能够自动修复受损的肺部，而不管他如何挥舞它们。同样，一位心理治疗师，也不能指望自己学到的理论和技术会自动地帮助到家庭，而不管他的治疗技艺学得怎样。
培养自我观察能力的第一步来得令我震惊。在接受训练之际，我已经有了很多跟孩子们打交道的经验，我的风格是温暖和共情。开始接个案时，我很自然地依赖已有的技术。因此，当米纽秦博士宣称，我的强项实际上会阻碍我的发展时，我感到非常惊讶。只要继续以得心应手的方式行事，我就会一直停留在片面的专家的位置上，治疗领域就是狭窄的。扩展能力之外的其他可能性意味着我必须放弃自信去冒险。用米纽秦博士的话来讲，就是“你必须学会使用你觉得结结巴巴的那种语言来说话。”
与经受痛苦折磨的人同处一室，他们是来求助于我的，而我却必须控制住自己不去做以往擅长做的事，我发现这与直觉非常非常相悖。如果不是相信这么做终会成为更好的治疗师，我怀疑是否还愿意强迫自己这么做。然而，通过观看录像，我注意到自己与来访者互动的方式。我发觉一部分的自我总是站在舞台中央，将其他部分的自我挤到角落里去了。正如米纽秦博士在史密斯一家的治疗中告诉我们的（参见第三章），每一个人都具有多重身份。作为治疗师，我必须学习让自己的声音变得更丰富，对自己说—像对来访者说的那样—“你比自己所认为的拥有更多可能。”
威尔逊一家的初次治疗中，小女儿乔瑟琳提及父母离婚之前的一件事，父亲告诉她，希望自己娶的是另外一个女人。乔瑟琳显然非常痛苦，她越说，我越觉得需要做点什么来帮她。怀揣着与家庭保持足够的距离以便观察家人之间的互动的目标，我开始了治疗，但是，当乔瑟琳的焦虑浮现出来的时候，仿佛我身体里那个“儿童拯救者”猛地推开那个“中立的观察者”，跳将出来：
乔瑟琳：最糟的是，爸爸告诉我他的一个梦，他梦到妈妈死了，他娶了另一个女人。
观察到劳瑞在女儿的强烈情绪面前显然是无能为力的，我觉得自己必须开展行动去拯救孩子。尽管知道自己作为家庭治疗师，并不是来照顾乔瑟琳的，但我的反应像对任何痛苦的孩子一样：出手安慰她。
治疗师：这是爸爸告诉你的？
乔瑟琳：是的。
治疗师：乔瑟琳，我觉得这非常困难，对你这么重要的人伤害了你，有时候，这会给你带来一大堆情绪。你可能会害怕、生气、愤怒、困惑，以及仇恨，但与此同时，你也可能会感觉到爱、想念他、关心他，所有这些不同的东西同时装在你心里，这非常非常困难。
乔瑟琳：我一直在给他写信，你知道，我记得爸爸总是冲妈妈咆哮，就因为她让他失去了所有的钱、全部财产…..
这个干预不仅使劳瑞动弹不得，而且阻碍了我关注家庭系统是如何起作用的。乔瑟琳依然沉浸在回忆当中，仿佛我什么也没说过。
我马上意识到自己冲动的做法源于安慰乔瑟琳的渴望，而未必是彼时彼刻最有效的治疗手段。回顾这次治疗我才看到，治疗师要想进入家庭系统又保持灵活性，就必须能够变换自己的身份。有些时候，做个鼓舞人心的领袖好些，但有些时候愤世嫉俗更好。米纽秦博士曾谈到我们应如何回应来访者，我看到他用许许多多不同的方式来产生疗效。我已经学过要倾听、共情和好奇，现在我知道，治疗师还要惊吓、激怒、诱导、忽视、刺激、迷惑、折腾，以及逗笑他的来访者。
与乔瑟琳对话的同时，我感觉到米纽秦博士的小矮人在我肩上眉头紧蹙，提示我说：你比一个儿童拯救者拥有更多的可能性。在之后的治疗中，我抵抗着出手保护乔瑟琳的冲动，重拾让劳瑞和姑娘们互相对话的策略，让自己呆在参与性的观察者位置上。没有了必须做点什么的压力，我发现我能更清晰地思考了。这种体验很像盯着一面哈哈镜看：退后一步，我的注意力才能转移出来。忽然之间，在纷乱的内容中发现了关系的模式。
劳瑞和乔瑟琳好像逆转了传统的、父母保护孩子的母女角色。乔瑟琳说话时怒气冲天，告诉我她如何令父亲停下、朝他扔东西、和他吵架、挺身而出保护劳瑞。相反地，不知怎么劳瑞在女儿的强烈情绪面前表现得很无助，她说着同情鼓励的话，但语气却是空洞无力的。
治疗的前半段，我感觉自己被这个家庭的悲伤故事所牵动——她们是父亲的病态的牺牲品。现在我看到，乔瑟琳和母亲的关系也加重了乔瑟琳的症状，我希望自己能给她们制造些不舒服的感觉，因为我相信这能帮助她们带来新的行为。现在回头想来，我体会到以这种方式看待家庭的重要性，不是因为它是否“属实”，而是是否有效。我生平第一次问来访者一个意在制造不适的问题。为了冒险做些不同的事情，我把自己从拐棍变成了撬动她们的杠杆：
治疗师：乔瑟琳，听上去像是——请告诉我，如果错了的话——你在保护妈妈免遭爸爸欺负？
我看到一个对妈妈的安全负责的孩子。我的目的是让这种关系失衡，以便劳瑞变得更有力量和信心，乔瑟琳就能从保护她的责任里脱身了。
乔瑟琳：是的。
治疗师：你这么做有多久了？
乔瑟琳：从我5岁的时候起。
我对乔瑟琳说，她的所作所为像是妈妈的“亮甲武士”，只要她“手提宝剑”，并且“晚上枕着它睡觉”，就会做噩梦。然后我转向劳瑞，问她如何从女儿手中“接过宝剑”。这是经过多次治疗之后一次全新的对话，引导劳瑞和乔瑟琳去寻找另一种彼此联结的方式。如果未能从自己所熟悉的角色中抽身退步，我可能永远也无法发动这场对话。让自己的语言变得丰富，使自己更加丰富、灵活，这也为来访者变得丰富多姿创造了可能。
第二课：在关系的层面上干预
我向米纽秦博士汇报威尔逊一家的初次治疗时，他称我为个体治疗师，这让我大吃一惊。学习系统理论一年、参加督导小组几个月之后，我开始相信自己能够运用系统眼光来做个案概念化，能够在关系层面上进行干预。是什么造成了我的愿望与实践之间的鸿沟？治疗的哪些具体特点决定了我是在做平行的个体治疗而不是关系性的家庭治疗？
寄希望于从米纽秦博士的工作中找到灵感，我重读了《家庭与夫妻治疗评估》
(Minuchin, Nichols &. Lee， 2007)这本书中的第一个案例。我没有将整个治疗通通重读一遍，而是跳着读的，只看米纽秦博士的问题部分，而略过提出这些问题的实际内容。现在回想起来，我几乎瞬间明白了。很显然，米纽秦博士的所有问题都是指向关系的。而对比自己的治疗，区别到底在哪儿也昭然若揭。米纽秦博士的前十个问题全都是关系取向的,其中多半意在揭示互补性;而我的前十个问题,则几乎都是关于个体的。一旦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我就能运用“广角镜头”看待这个家庭，防止自己缩小焦距到每个人身上而忽略情境的脉络。在下面的对话中，劳瑞诉说了自己的痛苦，
母亲：我感觉自己像个失败者，我一直尽力把事做好，但无论怎样我都做得不对。
治疗师：你在点头，娜塔莉？
娜塔莉：不，我不是冲她点头，是冲自己点头。
治疗师：（对劳瑞说）娜塔莉听到你这么说，我好奇她的感受如何，当你说自己是个失败者……
我意在探索劳瑞的话对娜塔莉的影响，却没有用一个雕塑家的眼光看待她们。劳瑞和娜塔莉认为自己是失败者，而我接受了这个标签。要想挑战“失败者”的身份，同时发掘更多的关系，我本应这样说：“听上去娜塔莉成了你的双胞胎，你觉得这是怎么发生的？”
娜塔莉：我也是这么感觉的。
母亲：我们的感觉的确很像。不幸的是，我就是这么长大的，然后传递给了她，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
治疗师：所以，如果你们两人有什么关联的话，当娜塔莉听到你觉得自己像个失败者，她也许同样会感觉自己像个失败者？
母亲：但我就是这么长大的，然后我的丈夫也一模一样。不管怎么说，这都过去了。我感觉失败只有一小时，但感觉成功……
治疗师：一整天。
母亲：一整天。
娜塔莉：我也是这么感觉的。
这个比喻将娜塔莉和乔瑟琳的症状解释为关系性的。我将“抑郁”、“愤怒”和“强迫症”等症状性语言，转换成互动的语言。
治疗师：想想以前的事儿。在你们还是个四口之家的时候，就好像这个婚姻里面有四个人似的。有你和丈夫，乔瑟琳和娜塔莉被夹在你们俩中间，就好像是四个人的婚姻。当你感到“我是失败者”的时候，娜塔莉也会感到“我是失败者”，因为她被夹在你们的婚姻中间。（之后的对话中，相同的主题再次出现在乔瑟琳身上。)
母亲：（对乔瑟琳说）你不是抛弃了我，你可以同时爱爸爸和我，他永远都是你爸爸。
乔瑟琳：不，他不是。只要我们离了婚，我就会好转。
治疗师：你听到她怎么说的吗？“一旦我们离了婚？”
因为已经打下了基础，我只需点出乔瑟琳的话，劳瑞就立即做出了回应，她坚定的语气可以帮助乔瑟琳走出她习以为常的保护者角色。
母亲：不是你离婚，而是我离婚。
此次治疗结束之际，劳瑞表示很有收获。现在她能够明白孩子们为何在情感上变得与她如此血肉相连了。我也学到了如何做关系性的治疗，这一课还需要反反复复学习很多次。我仍感觉自己会“缩小焦距”，对某个来访者做反应，好像治疗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特别是在有孩子参与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然而，通过分析自己的治疗我能感觉到，这样做是以牺牲“系统地看问题”为代价的。看待症状的方式彻底改变了我的提问和干预，当我试图出手治愈某个来访者时，就阻碍了家人现在、以及将来成为彼此的治愈者的可能。
第三课：传递有时令人不自在的信息
米纽秦博士在督导时令人震惊的宣言“所有来治疗的家庭都是错的”，帮助我领会到家庭治疗的一个基本原则。课堂上学到的东西也证实不同取向的系统治疗师都秉持这样的信念，即来访者对问题的看法是片面的，每个家庭都有办法找到比当下更多的人际和个体资源。在学习之路上，我刚刚开始尝试鼓励来访者表述自己的想法，以此扩展他们拥有其他可能性的感觉。米纽秦博士鼓励我们用令来访者感觉不适的方式去挑战他们。一旦我试着这么做，就马上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笨拙。威尔逊一家被迫承受了我的成长之痛，而这，源于我想做新的尝试。
我将学徒治疗师的经历比作一个杂技新手想要同时抛出太多只球，将所有的球维持在空中是极端困难的。而往往是，一旦你玩掉了一只，所有的一切就都砸了。学徒治疗师的问题在于，在治疗的其他领域还有所欠缺时，某一领域的能力再好也往往是无效的。以下这段对话，就是与家庭联结的败笔，因为我要在自己的治疗风格里加入挑战的声音。乔瑟琳述说了一连串噩梦，我则要求劳瑞帮她谈论这些梦：
母亲：她做那些梦，是因为她担心家里正在发生的这些事。（对乔瑟琳说）你很坚强，噩梦会走开的，因为你会发现自己更加平静。你自已就能发现内心深处是什么样的。你真的是非常特别的姑娘，对我非常重要。我不想你担心那些梦，有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做梦。但不要担心那些梦，那只是梦，不是真的。
我听到这番话，感觉劳瑞的话语和身体语言并不一致，她听上去像是照本宣科，连自己都不相信。
治疗师：你的话对乔瑟琳有什么影响？
母亲：关于她爸爸回来了……
我觉得，这个含蓄的问题是对劳瑞的挑战，她本可以更好地支持乔瑟琳。我想探索劳瑞的软弱是如何阻碍了乔瑟琳放下对妈妈的责任，但我的问题看起来支持了、而不是扰动了她们的关系。
接下来的对话信息量很大：劳瑞转向乔瑟琳寻求答案、指明方向，乔瑟琳用极度攻击父亲的方式作为回应，娜塔莉试图干预、要乔瑟琳闭嘴，而劳瑞暗示父亲是“坏人”。这些丰富的信息，由于我一心想要挑战家庭，忽略了正在发生的情况。
治疗师：不，我是说……乔瑟琳发生了什么？
母亲：你怎么想，乔瑟琳？
乔瑟琳：你的话不能让我平静下来。
母亲：好吧，你想听到什么？你想让我说什么？
乔瑟琳：说爸爸死了。
娜塔莉：乔瑟琳，这不是……
母亲：你不能这么说，乔瑟琳，不管人有多坏，他们都能改。他是上帝赐予你的爸爸，我们要为他祈祷。是现在，我们只要关心你的幸福和安全感就好了。
治疗师：劳瑞，我……我不知道。我很困惑，请再告诉我一遍你的话……
母亲：你对什么感到困惑？
治疗师：哦，我在试着理解一些事，但没弄明白。请再告诉我一遍，你的话对乔瑟琳有什么影响？
简单生硬地重复我的问题，我是有意为之。我相信，在乔瑟琳对父亲的情绪反应方面，一家人被困在习惯的模式上动弹不得。我读到过“增加紧张感”的做法，通过对劳瑞施压，我希望挑战她去尝试新的做法。不幸的是，我对这个技术的生硬使用只能使劳瑞变得更有戒心。
母亲：因为她担心爸爸，但她无需……
治疗师：当你这样对她说话时，她发生了什么?
母亲：好吧，我不知道还能怎么说话。
娜塔莉：很简单，就是乔瑟琳拒绝帮助，我的意思是没什么不同……
这又是一个娜塔莉作为拯救者角色的好例子，但我再一次与它失之交臂。我被困在对话的中心位置上，阻碍了我观察家庭，也阻碍了她们彼此治愈。
治疗师：所以这是乔瑟琳的错？
娜塔莉：不全是她的错。
母亲：不是她的错，但她需要积极点儿。
没能帮助威尔逊一家以新的眼光看待自己，我反而成功地强化了她们的问题。在汇报案例时，米纽秦博士指出，与家庭的融入不仅仅发生在初次治疗的前20分钟，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在每一次治疗中与家庭联结才能使挑战变得可能而有效。这次治疗中我没能与劳瑞联结，没有肩并肩地与她一道走向更有力量的位置。也许只有在那里她才能用不同的眼光看待问题，而我却将她逼进了墙角。
除了忽视治疗关系的基本因素之外，我还将挑战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米纽秦博士指出，来访者很容易无视我们不能证实的建议。相反，他建议我们邀来访者“共舞”，这样，他们的关系就会在治疗室里活现。通过运用活现得来的信息，才能够向来访者反馈我们观察到的东西。以下的对话，我借用了米纽秦博士的问题，希望撼动劳瑞，又不至于将她推到防范的位置上。没有沉浸在详细询问她的情感之中，而是将对话扩展到探索她是如何影响娜塔莉和乔瑟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