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159年，就发生了东汉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宫廷政变之一：
27岁的皇帝领着5个宦官，让尚书台拿出调兵的符节，拼凑了1000多禁军，包围了梁冀的府邸。
梁冀夫妇当场自杀，大权重新回到了皇帝手中。
因为诸葛亮在《出师表》里，把桓、灵二帝并列，视他们为东汉灭亡的罪魁祸首，我们有时就会想象，这两个人都是愚蠢庸碌的昏君。
汉桓帝的权力嗅觉异常敏锐。
他精准地发现，梁冀虽然贵为大将军，却没有单独调兵的权力。
只要兵符还在尚书台，只要皇帝身边有5个忠诚的宦官，能挟持尚书台，再招来1000个禁军士兵，那跋扈如梁冀者也不过是纸老虎。
汉桓帝悟了：
原来权力的游戏是这么简单！
控制了关键节点，就掌握了全局。
他马上下令，捕杀梁冀在外朝的党羽，并彻底废止六大豪门的皇后轮替制度。
他要重新光大皇权。
问题是，汉桓帝虽然有极好的权力感觉，却和梁冀一样不学无术。
他对儒家的道德理想根本不关心，只在意如何抓牢权柄。
外朝的三公变成了彻底的边缘人，他们没有获得“录尚书事”的权限，参与不了核心决策。
宦官成为政治新贵，地位最高的10个中常侍架空了外朝，成为事实上的行政发令者；
地位稍低的20个小黄门则入侵了中朝，篡夺了尚书台的权力。
皇帝不需要当初的三重防范机制了，他靠着几十个宦官，就可以有效地操纵帝国的权力机器。
外戚和皇后靠边站了，外朝和中朝被削弱了，东汉“理想政体”的第三道防线儒生又去哪儿了呢？
其实，他们并没有从政治舞台上消失。
前面说过，梁冀当政时，迫害过李固、杜乔等人。
有名望的士大夫，一部分选择和光同尘，另一部分则离开首都，避居地方各郡。
梁冀倒台之后，他们重新恢复了活跃。
公元166年，士大夫集团以太尉陈藩、司隶校尉李膺为首，上书汉桓帝，批评他对宦官过于放纵。
桓帝在宦官的支持下，污蔑李膺等人“共为部党”，“诽谤朝廷，疑乱风俗”，将李膺和他的200多位支持者抓捕入狱。
这就是汉末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党”这个字眼在古汉语里带有贬义；
宦官集团的意思是，士人结成了一个谋取私利的政治小团体，企图削弱皇权。
把党锢之祸评价为“清流”士大夫与“浊流”宦官的斗争。
宦官作为皇权的附庸，是在和代表相权的“党人”争夺权力。
“党人”争的不是相权，他们希望恢复的是东汉初年士大夫与皇权共治的状态，用儒家礼教和制度安排来约束皇帝。
而汉桓帝并不是儒学的信徒，又尝到了假手宦官直接干预朝政的畅快，当然不甘心放权。
如果说梁冀是破坏东汉政治制度的第一大罪魁祸首，那汉桓帝刘志就是第二大。
在他治下，东汉的皇权发生了深刻的变异，它和儒家士大夫完全站到了对立面。
大动乱为时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