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沉默的悲伤
作者：LORRAINE B. CATES , Ph.D.
翻译：邹柳
摘要
隐藏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文化中的沉默的悲伤，常常与绕过有生命的身体lived body的解离联系在一起。“只有通过我的身体，我才能理解别人。”（梅洛-庞蒂，1945/1962）。遗憾的是，彻底的解离将我们与我们的身体所蕴含的知识、以及尚未被听到和讲述的故事分隔开来。这篇文章延续了我探索身体情感的旅程，扩展了我早期对存在的原始感觉的构想，提出了一种我称之为“核心情感体验”core affective experience的真实的直觉，并思考如何结束沉默的悲伤。这里探讨的是将具身性体验带入关系过程中的重要性，(a)通过运用情感现象学的框架来研究有生命的身体；(b)通过一种语言之外的情感交互的形式，为身体情感和语言体验的相互渗透铺平道路。另外还会特别关注从与“拥有身体” having a body（将其描述为物质层面的物体）相关的问题向与“成为身体” being a body（将其看作有生命的身体）相关的问题的转化。这个过程让沉默的悲伤在治疗那些彻底的解离的病人的工作中成为可以觉察的现象。
图片
关键词
身体情感，有生命的体验，梅洛-庞蒂Merleau-Ponty，情感现象学，语言之外的交互情感
介绍
只有通过我的身体，我才能理解别人。——梅洛-庞蒂，1962
我们生活在一个倾向于对悲伤进行严格审查的社会文化世界中。从孩提时代起，我们就被鼓励做出一副“快乐的面孔”而不顾那些真实的感受。流行歌曲《微笑》（尽管你的心很痛）告诉我们“当面对恐惧和悲伤时保持微笑就能度过难关”。尽管我们会公开地称赞这位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以及他将痛苦体验转化为一种让我们的情感世界变得生动活泼的美学的能力，但同时也有贬低那些持续表达悲伤的人的倾向。表面上看来，只有当一个人超越悲伤，并从本质上“克服”它时，悲伤才会被接受。难怪那些生活在深深的悲伤之中的人经常体会到一种绝望的孤独。
虽然微笑可以战胜悲伤的观念是错误的，但它已深深融入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文化之中。作为一种文化，我们学会了退缩，而不去进入对我们感受的形成至关重要的有生命的身体的领域。虽然解离在一些可怕的时刻会起到拯救的作用，但彻底的解离，如“情感麻木”和“精神分裂”，可能是悲剧性的：一个人不仅与自己悲伤的感受分离，还与身体带来的丰富的体验彻底分离。遗憾的是，彻底的解离将我们与我们的身体所蕴含的、让我们与真实的感受联结起来的知识分离开来。
图片
本文（以及我的主要工作）的一个主要前提与情感动机的主导地位有关。为了清晰起见，我将情感和情感的交互，情感和感受视作重叠的概念。有一些作家影响了我对作为自体感核心组成部分的情感的整体看法，即它是理解、洞察和了解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的关键来源。我认为，情感最原始的表达方式就是通过有生命的身体，这也是我之前表达过的观点。
当我提到身体时，我本质上指的是身体情感，我将其描述为“……一种了解的方式，通过现象学的方法来研究有生命的身体，来揭示情感”(2014Cates, L. B. (2014), Insidious emotional trauma: The body remembers. Internat. J. Psychoanal. Self-Psychol., 9:35–53.[Taylor & Francis Online], [Google Scholar], p.39)。对现象学身体的临床用途的基本理解是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的工作，他的有生命的身体的概念被理解为一种精神-身体的存在，总是指向世界（他性）。他对“身体是我们在世界上的锚”的观察也呼应了他 “我们的世界始于一种具身性体验” 的理解(1945/1962Merleau-Ponty, M. (1945/1962), The Primacy of Perception.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Google Scholar])。
梅洛-庞蒂的理论与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相对立，他从多个角度论证了思想的表达本质上是具身性的。他认为人类的身体并不仅仅是笛卡尔希望我们以为的物质层面的物体，而是一个可以体验其自身世界的感知的主体，也因而占据了人类最基本的主体性。根据梅洛-庞蒂主要的现象学译作中的内容来看，他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就是，身体是意识的一种形式。他著作的引言反映了他的论点，“我不是在我身体的前面，而是在身体中，或者说我就是我的身体”。Frie认为，梅洛-庞蒂关于有生命的身体的概念“阐明了理解、意识和沟通的基本的、具身性的表现方式”，他认为哲学家的观点“对于帮助精神分析学家缩小智力和躯体之间的差距尤其重要” (2007Frie, R. (2007), The lived body: From Freud to Merleau-Ponty and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In: The Embodied Subject: Minding the Body in Psychoanalysis, eds. J.Muller & J. Tillman. Lanham, MD: Jason Aronson, pp. 55–66. [Google Scholar])。
本文还会探索将通过具身性体验了解病人和分析师之间发生了什么的方式整合到精神分析过程中的重要性。因为精神分析治疗主要倾向于关注语言，身体以及它与社会的亲密的相互依存通常会作为背景。我认为，有生命的身体可以让我们对分析性治疗的过程中经常被忽视的、具身性的维度有所洞察。接下来我会通过两个案例来说明两个核心主题的交叉部分：一是将情感现象学作为研究有生命的身体的框架；另一个主题关注的是将语言之外的情感交互作为将这种体验带入语言表达的途径。
图片
第一个案例介绍了我如何通过简单地回应我从Ben的存在所看到和感受到的东西，而不知不觉地与他的情感现象学建立联结的过程。Ben的言语和想法毫无生气，但从他的身体传达出来的情感却传递出某种强烈的敏感——之后被揭示出来是一种无名的悲伤情绪。我和Ben的工作是我探索情感、身体和语言外的情感交互，让我认识到将身体情感融入治疗过程的重要性的基础。Sasha，第二个案例，也为说明梅洛-庞蒂提出的身体现象学是生动的体验的临床应用提供了一个临床和理论情境。在这个案例中，我将重点放在体验性的、有生命的身体（being a body）如何从象征的、客体化的身体（having a body）中分离出来，并为从解离的状态转化为语言表达提供了出路。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对悲伤的整体理解并不是说它与其它痛苦的情感是相互排斥的。事实上，悲伤通常与其它状态，如愤怒、恐惧和羞耻有关。因此，沉默的悲伤意味着否认情感上的痛苦。我之前曾经解释过，这种否认是在整个成长发展过程中被反复的情感妖魔化的结果，让病人独自处于难以觉察的、痛苦的“未经思考的未知” unthought unknown状态。羞耻感是被妖魔化的情感的一个部分，在诸多情感状态中有着独特的地位。羞耻本身就是可耻的，被妖魔化的，是一种隔绝的孤独的体验，带有“对羞耻的羞耻”的恶性循环的意味，不断地增强创伤的强度，我稍后在讨论创伤性羞耻时会更深入的解释。
鉴于被妖魔化的情感状态具有无法解释的性质，对有生命的身体及其与语言之外的情感交互形式的相互影响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临床功能——将从未被命名但被内隐地体验为可耻和禁忌的情感转化为有意义的语言。当一切都被说出来、做出来，反复的妖魔化的情感会产生一个顽固的嵌入性的悲伤。因为独自承受悲伤几乎是不可能的，它会回到自己身上，深深地扎根于被隔绝的孤独之中，很快就会达到创伤的程度。然而，恐惧和愤怒等情感状态的妖魔化，在现象学术语中通常可以找到一种可以被社会接受的关系的情境，让人可以稍微得以喘息；而被羞耻的恶性循环加剧了的悲伤则威胁着自体的连续感，甚至会阻碍自体的出现。虽然其它痛苦的情感状态，如恐惧、愤怒和羞愧在解离中也会出现，我把这种创伤归因于悲伤，但通过创伤性羞愧使悲伤沉默是下面的案例想要特别阐释的。
接下来我会继续我对身体情感的临床实用性的探索之旅，通过扩展我早期对存在的原始感觉的构想，从核心情感体验开始，与身体现象学一起工作，并思考结束沉默的悲伤。
图片
BEN
我第一次思考没有表达出来的悲伤所带来的毁灭性影响是在我实习期的最初几年，那时我刚开始和Ben一起工作，当时他20岁，是一名大学辍学生。从我们第一次见面起，我就被他安静、悲伤的样子所打动。为了说明有生命的身体是如何在治疗过程中被逐步了解的，我将简要描述一下我们最初的会谈。
在我们的工作开始前不久，Ben在国内环游，探索他所谓的“更美好世界的愿景”。他接受治疗时处于一种危险又虚弱的解离状态。他从青少年晚期开始就独自一人面对那些未知的、无名的悲伤所带来的创伤，这让他几近疯狂。在治疗的最初阶段，他以一种完全没有情感的、一种危险的近乎救世主的方式谈论着他的愿景。与他单调的说话方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那难以言表却看得见的敏感的情绪拥有着强大的力量。他给人的印象就像一个迷失的、孤独的孤儿——他那富于变化的眼睛里充满了深深的绝望。我没有回应他的那些思考和想法，这些剥夺了身体情感，而是无意识地对我看到和感受到的他——Ben的情感现象学——进行回应。
回顾我们最初的接触，他的身体传达出来的敏感脆弱唤醒了我身体里一些熟悉的东西。后来我才明白，我自己那无法表达的、敏感的情感与Ben产生了联结，而他也与我产生了联结，这引发了一场连锁反应。被Ben悲伤的身体表达所激发，一种未命名的启示——那些语言之外的交互——指引着治疗的展开。在交互中，他通过文字索引、隐喻和图像来表达他的体验，而我的情感的临在的持续性让他逐渐意识到有生命的身体的强大的真实性。
当他的语言表达和身体情感充分结合时尤其生动。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他望着面前的那扇大窗户，激动地说那是一扇把他和世界隔开的冰冷的玻璃。虽然那件事发生在几十年前，但我仍然能够捕捉到当Ben的身体成为他体验的主体那一刻的视觉记忆。他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身体充满了先前被剥离掉的痛苦，呈现出一种需要完全发声的意识。在我们相互影响的关系中，Ben用了好几次治疗和许多次的转变，才将自己的感受加以命名并进行整合，尤其是那些悲伤的感受。我和Ben的工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我开始对语言之外的情感交互和情感现象学的治疗意义产生了兴趣。
情感现象学和语言之外的交互情感
现象学关注的不是事物的理论意义或道德意义，而是事物本身的意义以及我们对这些事物的直接体验。将现象学的方法应用到临床中为与具身性体验的工作开辟了一条道路。Frie在阐明梅洛-庞蒂的观点时指出，现象学的目的是“描述和识别人类体验的基本形式，主要是身体的体验”(1997/2000Frie, R. (1997/2000), Subjectivity and Intersubjectivity in Modern Philosophy and Psychoanalysis: A Study of Sartre, Binswanger, Lacan and Haberma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Google Scholar])。重要的是，身体是生动的体验的基本部分或载体。现象学在理解和处理身体情感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它描述的是活生生的体验。因此，正如Frie所假设的那样，生动的体验可以被认为是“语言和身体之间的持续互动” (1997/2000Frie, R. (1997/2000), Subjectivity and Intersubjectivity in Modern Philosophy and Psychoanalysis: A Study of Sartre, Binswanger, Lacan and Haberma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Google Scholar])。
情感现象学强调情感动机的主导地位，揭穿了流行的孤立心灵的神话，将注意力集中在基本情境中有生命的身体和情感体验上。作为现象学哲学的一种形式，情感现象学尤其关注研究前反思地组织情感体验的结构的意义。而当我将情感现象学应用于我的身体情感研究时，情感现象学关注的是前反思地组织情感体验的语言之外的结构。
在我还没有清楚地理解情感现象学观点背后的原理之前，我就不知不觉地对Ben的情感现象学做出了回应，只是简单地回应我从他身上体验到的。尽管他无法感受和用语言表达他内心深处的悲伤，但他的存在本身就非常的富有情感。因为我被他的情感所感动，因而没有从病理学的角度回应他解离的体验，而是不知不觉地对Ben的体验的语言之外的结构做出了回应。我默认用现象学方法与Ben靠近，为抓住作为“存在超越语言”的一种身体形式的言语之外的情感的意义铺平了道路。和Ben的工作让我直接体验到了语言之外情感交互是如何推动治疗过程向前发展的。
Frie在引用宾斯万格Binswanger的现象学分析时指出，语言之外的体验会从“无声的爱的交流、艺术与音乐的表达，到通过身体表达感受、欲望和需求” (1997/2000Frie, R. (1997/2000), Subjectivity and Intersubjectivity in Modern Philosophy and Psychoanalysis: A Study of Sartre, Binswanger, Lacan and Haberma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Google Scholar])。当我说到语言之外的情感时，我指的是了解的一种主要的方式，它通过有生命的身体表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身体情感不容易定义，它最主要的表现方式是通过生动的体验。要理解有生命的身体的重要性，就必须理解当具身性的认知（感受性的思考felt thinking）和非具身性认知（对感受的思考thinking about feeling）之间发生混淆时会发生什么。据我观察，那些经历着具身性和非具身性体验混乱的痛苦的人，无法意识到被剥夺了身体情感的思考与通过感受性的思考表达出来的思考和感觉的一致之间是存在差异的。而这种混乱会绕过生动的情感体验，而这恰恰是从存在中浮现出来的真实感的基础。
我对身体情感重要性的强调与梅洛-庞蒂认为思考在本质上是具身性的观点十分相似。他认为我们是一个整体，是一种存在的具身性感知。对于梅洛-庞蒂来说，我们自己对现象的体验是通过我们敏感的、活动的、有感知的身体而来的：是有生命的身体在进行感知。
“成为身体”与“拥有身体”之间的不同
在理解感知身体的意义时一个重要的思考是区分成为身体（有生命的身体）和拥有身体（象征性的、客体化的身体）。二者之间关键的不同是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之间的区别。具体来说，成为身体是“我”的体验的一种身体形式，而客体化的身体是一种“它”的体验。成为身体能够揭示情感状态，而客体化的身体会掩盖这些状态。至关重要的是，第一人称将身体定位为感知的主体，它不仅可以作为物质上的身体进入临床过程，同时也带有情感体验的轨迹。在涉及有生命的身体和客体化的身体的问题上也存在着区别。
第一组问题，与成为身体有关的，已经在上文中通过Ben案例进行了说明。具体来说，Ben的案例表明，尽管他无法用语言表达情感，但他的身体揭示出了一种明显的、未命名的情感，之后被确认为主要是悲伤。在一篇回顾性的论文中我确定，治疗中的变革因素来自一种特殊的情感交流：即一种为身体情感注入语言表达铺平道路的语言之外的交流。
第二组问题与象征性的客体化的身体有关：例如当身体被视为完美的具象时。在Sasha的案例中，我探索了完美的身体作为保护性夸大的一种形式而将虚无缥缈的自体藏了起来。与成为身体有关的问题（身体体验难以形成，因此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感受是显而易见的）不同，与客体化的身体有关的问题往往是难以察觉的。我将通过我与Sasha的工作来说明与客体化的身体有关的问题。
SASHA
来见我之前的20年，Sasha放弃了蒸蒸日上的跳舞和编舞的工作。而在我们的治疗开始一年之后我才得知她这段职业经历。在Sasha的讲述中这段如此重要的历史缺失了这么久，这让我非常惊讶。在她的帮助下，我逐渐能够拼凑出她20多岁时发生的事情，那时她是冉冉升起、日渐成功的舞蹈明星。但在被一家公司拒绝之后，她的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一名舞蹈家和有前途的编舞家，她原以为这家公司会欢迎她。这出乎意料的拒绝打开了长期盘踞的悲伤情绪的闸门，之前这悲伤一直在保护性的夸大的防御性使用的情况下被解离掉了。一旦被戳穿，夸大就失去了它的防御功能，而她的悲伤，由于羞耻的恶性循环而加剧，已经威胁到岌岌可危的自体组织。她不顾一切地想摆脱因创伤性羞耻而加剧的吞没性的悲伤，于是从自己的舞蹈世界以及成立自己的公司的梦想中全身而退。
这个案例说明了对悲伤的审查，悲伤因羞耻而受到创伤性的强化，以及防御性的夸大在逃避这些情感方面所起的作用等几点。重要的是，它说明了在自恋受挫的背后，客体化的身体的虚幻的完美主义存在着强烈的悲伤情绪，可以粉碎一个人的自体连续感。其结果是，尽管意外的拒绝严重刺穿了掩盖Sasha创伤性悲伤的夸大，但她对完美的追求从根本上没有改变，只是被重新定位了。对完美的要求不再是要求身体是完美的象征性客体，而是转为必须从意识上的痛苦感受尤其是悲伤中解脱出来。当悲伤的感受出现时，下一道防线就是自我警告，自我责备，因为她觉得自己无法控制痛苦的感觉，这让悲伤变得无法被命名。
客体化的身体作为一个完美的具象转成了另一种形式——去除了生动的情感体验的象征性客体——从而保持自体的连续感，尽管这是一种并不真实的自体。依然难以察觉的防御系统给了Sasha一个欺骗性的、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的感觉。例如，她从舞蹈界离开后找了一份兼职工作，做儿童读物的自由编辑，而如今她觉得这份工作毫无成就感，“一事无成”。
我们之间的一次经历戏剧性地打开了她防御系统中难以察觉的那部分——通过自我批评/自我告诫而去除生动的情感体验。在一次会谈中，我对她持续不断的自我批评感到不耐烦，这之后的一节咨询中她说她觉得我没有帮助她实现目标。虽然她对我未能在作出具体改变方面提供指导表示失望，但她也表达出我在前一次工作中的做法有些严厉。确实如此，我对她的自责感到非常沮丧，还记得那次会谈结束时，我感到十分耗竭（被过度使用的感觉）。我有意识地在这里停了一下，想弄明白自己的感受，我意识到，我已经对她对自己无法客服自己的感受的强迫性的反思失去了耐心。
显然我没有考虑到，她无法与我进行情感交流是她的心理结构的产物——她的心理结构负责审查痛苦的感觉，因为它的爆发会打断她的自体连续感。我进一步意识到，那种“被使用”的感觉与她的心理结构是一致的——她处于防御性的自恋状态，因为她无法忍受痛苦的情感，尤其是悲伤的情感。当她需要逃离悲伤时，如果我试图帮助她克服这种感受，当然我会感到被使用。当悲伤出现时，Sasha需要警诫自己，自我批评是一种逃避到理智中去的方法，它剥夺了她的身体情感，把她的注意力转向想要达到的目标，这必然会剥夺她的生动的情感体验，相应地也会剥夺她的悲伤。
我对Sasha早年的情感生活进行了描述，为理解其作为一种必要的生存策略的发展缺陷（在这里表现为绕过身体情感体验）提供一种情境。Sasha是两位亚裔表演艺术家的女儿，他们把家里的独栋别墅变成了演出的剧场，而这里的表演充斥着性越轨行为。Sasha成为了随时会爆炸的、越来越可怕的父亲和不负责任的、自私的母亲（觉得Sasha做什么都是错的，总在无情地批评）的家长。她的整个童年都是不快乐的、孤独的，压抑悲伤情绪的倾向很早就出现了。她向我吐露出自己的心声，她想要被看作是一个正常的、稳定家庭的孩子，所以她在别人面前表现得自己是快乐的、和蔼可亲的——她一直在这样做。
图片
因为青少年时期无人看管，她与比自己年龄大的男孩发生性关系。她常常和这个或者那个男朋友一起住上几个星期，这期间显然没有人会注意到她不在家。总的来说，我认为她的性欲亢进克制了她的情感，尤其是那些悲伤的情感。为了控制自己的情感（和控制性欲一样），她故意嫁给了一个她认为没有性吸引力的男人。现在她40多岁了，有三个孩子，她对自己的生活、婚姻以及缺乏性和情感联结的关系感到绝望。
对Sasha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早年父母通过情感妖魔化的形式对其进行虐待的影响侵蚀了一项关键功能的发展：将身体体验和语言表达进行整合。Sasha学会的唯一一种语言来自于防御性地建构的“对感受的思考”（非具身性的认知），这导致了掌控她生活的对完美主义的追求。在保护性完美主义的背后是一种极度强烈的悲伤情绪，直到现在这种情绪仍然无法被象征化。
在我告诉Sasha我确实很严厉，并感谢她让我知道她的感受以及她需要我做什么之后，治疗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Sasha无法控制痛苦感受时就会出现自责倾向，这让我感到困难，而她对治疗过程和我的不满情绪的表达减轻了我的困顿。尽管Sasha在用一种挑战而不是随和的态度表达的时候有种强烈的危机感，但我认为她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告诉我她觉得我辜负了她。我们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让彼此敞开了心扉。我不再打断她非具身性的表述，而是理解到，有的时候她需要逃到一个地方去，在那里她可以从那些无法命名的身体感受中透口气。反过来，Sasha可以一点点地接受我对她自我责备倾向的解释。因此，她开始能够更多地分享她对出现的那些本质上是生动的身体情感的恐惧，以及她对那些似乎不常出现但出现就会引发全面恐慌的攻击的高度关注。我认为，这与她长期去看望拒绝她的母亲有关。虽然我们还没有讨论这种攻击的意义，但在我看来，这种恐慌状态的背后隐藏着对创伤性羞耻带来的强烈悲伤情绪的审查，这种情绪随后以一种失控的身体的形式表达出来。
创伤性羞耻
在探索当今“速成”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未被表达的悲伤的成因时，我们清楚地看到，对悲伤的审查，除了描绘出美国式乐观主义的阴暗面，还蕴含着创伤性羞耻(Cates, 2015Cates, L. B. (2015), Traumatic shame, body cotransference, and reembodying disembodied experience. Paper presented at 38th IAPSP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Los Angeles, CA. October 17, 2015. [Google Scholar])。创伤性羞耻和羞耻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体验的强度。适度的羞耻相对容易被掩盖，创伤性羞愧可能是致命的，因为它的两个共存的组成部分，创伤和羞愧会彼此加强。具体地说，当创伤的量级和羞耻的量级相互强化时，每个部分都会促使另一个部分进入恶性循环，从两个方向上激发能量，造成持续不断的对羞耻的冲击。这种翻倍的羞耻感会变得具有压倒性和吞没性，其破坏性会导致严重的情感不稳定，让人感觉身体失去了控制。之后彻底的解离占据主导地位，让身体麻木，也让生动的体验变得麻木。
图片
从创伤性羞耻的角度重新审视Sasha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每当她和身体情感联结时就会体验到和存在有关的恐惧，这是羞耻的恶性循环中产生的“大情绪” big feelings的结果。最危险的“大情绪”是创伤性的、侵吞一切的悲伤。每当悲伤的感觉出现时，她的哭泣就会升级到几乎无法控制的程度，这也再次证实了她需要逃避掉这种体验。
20年前，她被梦寐以求的舞蹈公司拒之门外，在遭受这个毁灭性打击的一个月之内，她试图通过服用大量非处方药物自杀。自杀是被创伤性羞耻加剧了的强烈的悲伤所驱动的，她迫切需要让自己摆脱这些感受。通过Sasha的故事我们可以了解到创伤性羞耻是如何与防御性的夸大相伴而生的：当夸大被击碎时暴露出来的是虚无感，是一种“不存在”的感觉。
一旦剥去了保持自体连续感的防御性夸大的外衣，她转向了酗酒，以逃避那种要吞没自己的创伤性羞耻。她在试图自杀时给朋友打了电话，这显然说明她不想死，而只是想用她所能想到的唯一办法来摆脱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情感状态。她用“我崩溃了，最后在Belleview着陆”来向我表达她的自杀企图，她声音中的颤抖掩盖了措辞的随意性——她说这些话的本意是要把自杀行为的严重性降到最低。
之后Sasha开始能够分享她的担心和恐惧，当然，她仍然很难忍受那种深深的悲伤。治疗过程的转变让我们可以从与身体情感结合的角度来解读她的过往。而让治疗过程充满希望的是她从与客体化身体相关的问题转向了与有生命的身体相关的问题。她说的话——“悲伤一直伴随着我”——正说明了这一变化，将问题（比如难以形成情感体验）与身体整合在一起，这让沉默的悲伤变得可以被感知和表达。
在与Sasha这类当身体情感出现时会感觉受到威胁的个案工作时，我会对不会威胁自体连续感的情感状态（如自责、自我警诫）与可能会让自体连续感风雨飘摇的情感状态（如悲伤和丧失）作区分。二者之间关键的区别在于有没有吞没性的、强度过大的创伤。例如，被妖魔化和创伤性羞耻所强化的悲伤情绪，往往比自我警诫让人更衰弱。相对于几乎不能独自承受的、如此强烈的悲伤的身体情感，自我警诫可以让病人保持自体连续感不中断。以Sasha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内隐地组织起来作为行动号角的自我警诫会带来一种错觉，即做到更多所谓的“完美”可以克服痛苦的感觉。
图片
我还想谈一谈与那些以防御性夸大为心理结构中心的病人打交道的困难。当在工作中与这样的病人失联时，我通常可以觉察出这种失联是源自我在过程中将自己的不舒服行动化了。将治疗的重点放在理解防御性夸大在保持自体连续感方面所起的保护作用上，可以避免一些鲁莽的行动，比如突然结束，这可能是防御性的逃离治疗过程的结果。防御性夸大可能是临床工作中最具挑战的防御方式之一，因为它有多种不同的形式。
如果不去理解防御性夸大可以轻易地转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病人就会很容易陷入一扇“无处不在”的旋转门，这也是Sasha这20多年来所经历的。了解和尊重防御性夸大的保护作用对治疗过程是绝对必要和至关重要的。正如我之前所解释的，即使是在掩盖了她深深的痛苦的防御性夸大被揭穿之后，Sasha对完美的追求依然没有改变。她对完美的追求被重新引导到必须从意识中删除所有痛苦的思想和情感，尤其是那些悲伤。当创伤性羞耻加剧了她的悲伤时，Sasha的下一条防线是对自己无法平息这种悲伤进行自我训戒。
Sasha和我在情感上有一定程度的交集，所以平息她的悲伤有些困难。我开始明白，与我建立更完整的关系意味着她无法控制悲伤。随着联结的增强，失联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对失联的修复使我有机会表达那些沉默的感受，并为整合那些生动的体验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庇护，尽管只是暂时的。通过我们的工作，Sasha将舞蹈和编舞重新带回了她的生活，这是她自我表达和自体连续感的重要来源。尽管还是不可避免地会转向没有身体情感的理智，但变化也在发生。她在舞蹈方面的工作提供了一条通往身体意识和她真实存在的世界的重要途径。用Sasha的话说:“乌云已经消散。我不需要重塑自己，我只需要做我自己。”在分析性联结的安全范围内，悲伤，而不是继续沉默，开始讲述那些尚未被听到和说出来的故事。
图片
总结评论
有关思考和感受的主题在治疗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何将这些主题有意义地整合到理论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虽然临床分析师可能不打算将身心体验分解成二元本体论，但将身心作为两个独立实体的概念并没有考虑到身体作为感知主体的重要性。因此，与身体共存的未形成的情感结构仍然处于后台。本文以梅洛-庞蒂主张的“身体是体验的中心”的哲学现象学为基础，阐述了身体现象学的重要性，并结合案例来说明，身体可以作为打破沉默的悲伤的载体。我认为，有体验的身体可以提供一个重要的途径，将意识和语言意义感受带入发展过程中那些不被允许表达出来的部分。与第三人称现象的、被我称为“拥有身体”的客体化的身体相反，有生命的身体，我称为“成为身体”，是以第一人称存在的维度。重要的是，第一人称把身体作为感知的主体，它不仅可以作为物质的身体进入临床过程，而且可以作为情感体验的场所。
在Ben的治疗过程中，身体成为了治疗过程的主体和体验者。我没有从病理学的角度去回应他那被剥夺了身体情感的救世主一般的愿景，而是不知不觉地回应了我在他面前感受到的和看到的——他的情感现象学的完整。我对他身体的情感表达的回应引导了治疗的展开，并成为Ben逐渐整合他长期盘踞着的悲伤情绪的管道。咨询室中的两个身体分享着交互影响的体验，这对双方都是具有变革性的。我一直没有意识到我是多么孤独地承受着自己的悲伤。现在回头看看，我情绪的持续稳定，也是他的平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让我们两个人都感觉不再那么孤单。
有生命的身体（以Ben为例）与象征性的、客体化的身体（以Sasha为例）是截然不同的。与从一开始绝望就显而易见的Ben不同，Sasha的机智和自我转向的幽默包裹着她的绝望。尽管处理与客体化的身体有关的问题很困难，比如那些源于对夸大的防御性使用而产生的问题，但Sasha和我之间的联结不断加深，这为她创造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重新审视自己的悲伤的创伤强度。治疗中的这一转变有时是从与客体化的身体（它的体验）相关的问题转向与有生命的身体（我的体验）相关的问题。在最佳状态下，这种转变为她的情感体验提供了一个机会。Sasha重返舞蹈和编舞领域也帮助她把有生命的身体的无声的真实带入临床过程中。
为复杂的、情绪化的Blanche Dubois（Tennessee Williams 1947年的作品《欲望号街车》中的主人公）编舞让Sasha可以进一步探索自己的复杂的感受：“我们正在做的工作让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情感的舞蹈。”重新想象一下，Blanche在舞剧结尾的“拆解”是从矫揉造作（夸大）的暴政中“解放”出来，这对于20年前Sasha对自己的处理来说是个不错的隐喻，只是她还没有准备好领会其中的意义。
我与Sasha的工作继续加深了我对将与客体化身体相关的问题转化为与有体验的身体相关的问题的重要性的理解，从而为理解那些遭受彻底解离的个体创造了新的可能性。通过本文我也强调了创伤性羞耻带来的沉默的悲伤，以及通过语言之外的情感形式结束沉默的治疗重要性。
2. 我们生活在一个性暴力可以很隐蔽的世界。《虽不致死》的导演阿蕾瑟·普金认为，这与“强暴文化（rape culture）”有关。许多电影镜头都在描写这样的伴侣关系：
“你可以粗暴地占有她，她会爱上你的”。这是性侵幸存者的另一层枷锁：面对一个社会地位不对等的人，“亲密”、“权力”、“暴力”，有时看起来竟如此相似；社会对“乖巧、顺从、妇道、母职、宜人性”的推崇，也让ta们自我怀疑：我是否也参与、默许了“犯罪”？
“如果他真的爱我，不可能没收我的手机。”如果“都美竹决战吴亦凡”事件中未成年之锤为真，有必要聊聊性侵中一种更隐蔽的形式：“性诱拐（child grooming）”。这是一种“伪装成亲近之人”的狩猎。它最骇人的地方就是“隐秘性，以及模糊的边界”。
“性诱拐”的犯罪者，会先花时间培养与孩子的信任。比如照顾孩子、与孩子成为朋友、与孩子周围的成年人建立关系（或寻找一个很少受到成年人监护的孩子）。举个例子：美国男子 Hitt 和 Causey 假装和未成年的男孩A做朋友，带A去吃饭、滑冰、看电影和购物等等。在一次外出看球后并在酒店入住后，二人强迫性侵A进行了肛交。直到一年后A因肛门区域肿痛就医时，A已被性侵了七十多次。这些建立“信任”的行为，都增加了与孩子相处的可能性，便于反复施暴。孩子若对性无知，则很容易在“信任”和“防御”之间混淆不清。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李国华在诱奸13岁的房思琪时，有这样一段心理描写：
“这才是真真实实地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这跟用买的又不一样，一个女孩第一次见到阳具，为其丑陋的血筋哑笑，为自己竟容得下其粗暴而狗哭，上半脸似哭而下半脸是笑，哭笑不得的表情。辛辛苦苦顶开她的膝盖，还来不及看一眼小裤上的小蝴蝶结，真的，只是为了那个哭笑不得的表情。”“性诱拐”行为是微妙的，但它至少有7种前兆
美国律师协会提醒，当你发现成年人对一个孩子有如下行为，需要引起警惕：一个成年人似乎对一个孩子过于感兴趣，ta对和孩子交朋友的兴趣比和大人交朋友更大，并对家庭中的某个孩子表现出偏爱；一个成年人总是给孩子买礼物或给孩子特权（如免费家教），经常创造机会单独与一个或多个孩子在一起；一个成年人表现出对某一性别和年龄孩子的偏好。
进一步越界，如果成年人对孩子实施了“可能让自己性唤起”的行为，就更要警惕了： ta在孩子上厕所时故意闯进来，或者要求孩子看自己上厕所；ta在孩子换衣服时故意闯进来，喜欢和孩子一起进行包含脱衣服的活动（如按摩、游泳）；和孩子挠痒痒或穿着内衣摔跤，“意外”触摸孩子的生殖器或玩包括触摸生殖器的游戏（如扮演医生）；以教育的名义讨论露骨的性信息、展示色情图片、给穿着内衣/泳衣/舞衣的孩子拍照；给孩子讲露骨的性笑话，取笑孩子的乳房和生殖器发育。
因为“性诱拐”犯罪者通常获得了孩子及家长的“信任”，所以其性侵行为会更为隐蔽，孩子在向别人说出自己的遭遇时会面临更大压力，对自己“不舒服”的感觉有怀疑（比如，“老师/长辈/妈妈的朋友怎么会做伤害我的事呢”），甚至会因无法直面事实而合理化性侵行为（比如，“爱上老师会好一点吧，相爱的人之间应该是做什么都可以的”）。如果孩子告诉了爸爸妈妈，那些性教育欠缺的大人，也更可能怀疑孩子（“别瞎说，那是叔叔跟你感情好才会这样”）。
邪恶离我们很近：五分之一的孩子遭遇过成人“性刺激”并非危言耸听，儿童性侵是很普遍的现象。
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研究结果均表明，约五分之一的儿童遭受过严重性侵（男性和女性同样容易被性侵）。北京大学的学者在河南的调查研究显示，16岁以下的女孩中，有21.9%经历过严重性侵，14%经历过包含身体接触的严重性侵（Chen et al., 2006）。北京师范大学的学者在湖南农村的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14.2%的女孩和21.5%的男孩曾遭受过严重性侵（Lin et al., 2011）。严重性侵，指的是儿童性虐待（child sexual abuse，CSA）：某些成人或者年纪较长的青少年对儿童实施的性刺激的行为，其形式包括但不限于：
直接性交
边缘性行为（恶意触摸儿童隐私部位）
猥亵（将性器官暴露于儿童面前、面对儿童手淫）
强迫儿童观看色情场面
利用儿童拍色情影片
北京大学的这个研究表明，遭受过严重性侵的孩子，最显著的症状是抑郁、过度依恋、自杀和行为问题（Chen et al., 2006）。另有研究显示，性侵幸存者再次成为性虐待、身体虐待或情感虐待的的可能性也会高出2-4倍。
对于“性诱拐”犯罪，我们能为孩子做些什么？《怎样预防儿童性侵害》的作者李春漫说：“预防儿童性侵害，不是教孩子保护自己某些身体部位就可以。更重要的是，教孩子建立起自己与他人的边界，这是一个心理问题。”
《怎样预防儿童性侵害》，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怎样预防儿童性侵害的家庭教育读物
1）防患于未然，尽早通过性教育让孩子懂得“什么是不可以的，发生了什么要告诉爸爸妈妈”
李春漫表示，从幼年起，就要对孩子进行“预防性侵害”的教育。比如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需要知道：
0-3岁的孩子：身体是属于自己的。成人想接触自己的身体，只有这些情况可以的：爸妈给自己洗澡，医院体检等。如果谁对自己身体的接触，让你感到害怕或惊讶，一定要告诉爸妈；
6-9岁的孩子：儿童也不能触摸其他人的身体隐私部位。男孩/男人或女孩/女人之间也可能出现性侵害；
12-15岁的孩子：性侵害包括接吻、触摸隐私部位、展示色情电影或图片等。犯罪者往往不易看出是坏人，由一个熟人或朋友进行的性侵也是可能的（70%-80%的性侵都是熟人作案），约会时也可能发生性侵”。
性教育不仅是生殖教育，“全面性教育”还包括：青春期教育、社会性别认同和性倾向教育、性别平等教育等。查看这篇文章：儿童性教育，多晚才算晚？
2）如果性侵已经发生：相信孩子，重视ta的感受
不只是孩子，很多成年人对性也是无知的当孩子把自己受性侵的经历告诉成年人时，很多家长竟意识不到发生在孩子身上的是性侵。有的老师会说摸胸等行为只是闹着玩，觉得指出性侵行为反而尴尬和麻烦；有的家长会选择怪罪孩子，觉得孩子被人性侵这种事情“太丢人”。
即使是一些“合格”的父母，也可能遇到孩子被性侵的事。当坏事真的发生，父母也面临着心理素质的考验，比如产生强烈的恐慌、自责、愤怒等情绪。
李春漫表示，家长在这个时候“首先要尊重孩子的情绪，倾听并相信孩子说的事，接纳和理解孩子；然后，要带孩子接受医生检查（包括怀孕检测、HIV-AIDS以及其他性传播疾病的筛查），见心理医生；最后，报警或向民间专业的服务团体求助。”
PS：为了避免未经专业训练的不当言行对幸存者造成二次伤害，最好可以一站式取证，避免反复多次询问事情经过（如果可以，在心理医生的陪同下进行），并求助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精神科临床医师。“一定要把孩子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再去询问其他相关信息，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3）如果孩子出现了这些迹象，可能代表在ta身上发生了性侵。
孩子可能会因为自己对性侵的不自知，对父母反应的害怕，对性侵者威胁的恐惧等原因，不把被性侵的事告诉父母。
但创伤是会“留下并说话”的。它可能存在一系列的生理和心理迹象。比如（资料来源：美国特拉华州政府“虐待儿童的迹象强制性报告”）：焦虑的症状。包括无法解释的睡眠障碍（出汗、恐惧、噩梦）；对某些人或地点表现出新的或不同寻常的恐惧；有无法解释的恐慌或惊恐；异常的性行为或症状。包括过度手淫；抱怨如厕时疼痛（或其他表明生殖器或肛门部位有身体创伤迹象的症状）；表现出性传播疾病的症状（如难闻的气味）；在一些场合反常地不愿脱衣服（如洗澡、睡觉、如厕、换尿布时）；与朋友、玩具或宠物进行持续的性游戏；问了很多关于人类性行为的问题。
性格或情绪的变化。包括对家人、朋友、玩具和宠物异常的攻击行为；突然不愿意和某个人独处；退出以前令人愉快的活动（比如本来愿意去上学，现在不想去了）；一般行为变化。包括尿床、食欲不振或饮食习惯的其他变化（如吞咽困难）；经常出现无法解释的健康问题；退行性行为（出现以前发展阶段的典型行为）；自伤行为（如用大头针扎自己或割伤自己）；
信念变化。包括拒绝与成人或较大的儿童分享秘密；突然讨论一个新交的比自己年龄大很多的朋友；突然说出自己“身子脏了”这类话。
写这篇文章，是因为经由“都美竹决战”，我们听到了身边太多真实且令人痛心的故事。我的朋友A就曾遭遇性诱拐。对ta来说，童年的“性创伤”并非停留于瞬间，而是一种需要“与自我对峙”的持续体验。
——当ta还是个孩子时，以为那只是“大人的喜欢”。随着年纪渐长，ta才开始明白那些行为背后的意思，才开始对那些意思产生深入骨髓的了解和痛苦。在进行创伤咨询之前，ta常会被生活中微不足道的事触发，比如呼气中的酒精味道，被突然抓住胳膊的动作等……而难以活在当下。
希望你不要用到这些建议，但有必要做详细了解。我们希望你清楚：即使曾被“恶魔”选中，也绝对不是你的错。因为“有时候糟糕的事，也会发生在善良的人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