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七月十三日夜，天雄牙将李公佺与牙军密谋作乱，被节度使罗绍威察觉；李公佺焚烧府舍，剽掠，逃奔沧州。

23、

八月，王建派前山南西道节度使王宗贺等将兵，攻击昭信节度使冯行袭于金州。

24、

　　朱全忠认为，赵匡凝东与杨行密交通，西与王建联姻，八月九日，派武宁节度使杨师厚将兵攻击，三月十三日，朱全忠率大军继进。

25、

　　处州刺史卢约派弟弟卢佶攻陷温州，张惠逃奔福州。

26、

　　钱镠派方永珍救援婺州。

27、

　　当初，礼部员外郎、知制诏司空图弃官居住在虞乡王官谷，昭宗屡此征召他，不来。柳璨以诏书征召，司空图惧怕，到洛阳入见，假装年老力衰，表现失态，笏板都掉在地上。柳璨于是再次下诏，其大略说：“他做出一些清高的样子，傲视当代，其实不过是做些愚公移山的事情，以沽名钓誉。”又说：“他既不是伯夷，也不是柳下惠，没有资格留在公正的朝廷。可以放他还山。”司空图，是临淮人。

华杉曰：

柳璨说司空图“匪夷匪惠”，既不是伯夷，也不是柳下惠，这四个字，信息量极大！匪夷匪惠的意思，是既非伯夷之清，也非柳下惠之和。典故出自《孟子》论四种圣人：圣之清者伯夷、圣之任者伊尹、圣之和者柳下惠、圣之时者孔子。宋神宗在《资治通鉴》序言中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xu）其德”，要畜养其德，就要把这些话打开仔细学习，才是读《资治通鉴》的意义。

柳璨贬损司空图的话，实际上潜台词里已经把评价他的适用标准抬到最高，用圣人标准。然后呢，潜意识里也贬低了朝廷，并非“公正之朝”，否则也用不着做伯夷或柳下惠来作比了。

我们来学习一下孟子的“四种圣人论”：

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闻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伯夷严于持己，眼睛不看非礼之色，耳朵不听非礼之声。其处世任事，则择君而仕，择民而使，不是可事之君，他就不给他做官；不是可用之民，他也不领导他们。朝有横暴之政，野有横蛮之民，他就不住在这样的国家，唯恐连累了自己。和粗鲁的乡巴佬相处，他就像朝衣朝冠坐在泥土或炭灰之上，浑身不自在，唯恐玷污了自己。在纣王横暴的时候，他就洁身远去，避居到北海之滨，以待清明之世。

伯夷这样的风节，顽钝无知之辈，也感化而有廉洁的操守；懦弱不振之夫，也激励而有卓立之志。所以伯夷的清介足以守己，其流风又足以感人。

伯夷是眼睛里一点点沙子都容不下的人，武王伐纣，他认为以下犯上，以臣伐君，竟然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成了中国历史清高圣洁不妥协的原型人物。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伊尹说：“哪个君主，不可以事奉？哪个百姓，不可以使唤呢？只要能让我来执政，就是我的君，就是我的民。”所以他是治世也进取，乱世也进取。他说：“上天生养这些百姓，就是要让先知来启蒙后知，先觉来觉悟后觉。我，就是先知先觉之人，我就要用这天道，来知觉天下之民！”在伊尹的心目中，如果天下还有一个男子，或者一个女子，流离失所，没有沾润上尧舜之德之政的好处，那就觉得是自己把人家推进沟里去的。他就这么以天下为己任。

比如我们看见新闻，有老人倒地没人扶，这是谁的责任，是我的责任啊！那老人居然不是摔倒的，是自己假装倒下讹人的，这是谁的责任？还是我的责任！因为我是天之先知先觉，我怎么没能教好他们呢？我的教化怎么还没到达哪里呢？这就叫以天下为己任，这是伊尹的精神。

“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扼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

柳下惠，风格又不同了。遇到卑污的君王，他委身事奉，也不以为耻。给他多么小的官位，他也不觉得委屈自己，有点官职，他就干事。不在乎谁是领导，也不在乎官位有多小，他是不愿意隐藏自己的才能，但是，他一定按自己的原则办事。自己被遗弃，也不怨恨；穷困潦倒，也不忧愁；和乡巴佬在一起，打成一片，还舍不得离开。

柳下惠谁都侍候，但他可不是听领导的话办事，他是坚持按原则办事，因此总是得罪权贵，曾经三次被降职降级，他无所谓，降到那个职位，就干那个职位的工作，绝不觉得委屈了自己，绝不挂冠而去。他妻子都看不下去，而柳下惠说：“能替百姓办一点事就办一点事吧，我不干，谁来帮他们呢？”

柳下惠如此，他的道德学问就誉满天下，各国诸侯都争着以高官厚禄礼聘他，他却一概拒绝了。有人问其故，他答道：“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我坚持原则，直道事人，到他们哪儿还不是一样的连降三级。如果要枉道事人，我在自己祖国就能升官，要外国的官做什么呢？

跟谁在一起混，他无所谓，不怕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什么的。他说：“你是你，我是我，就算你赤身露体站我旁边，又怎么能沾染我呢？”那伯夷则完全是另一个极端，有人跟他站在一起说话，如果帽子没戴正，他都斜着眼睛看，一万个不爽，觉得耻于跟人家站在一起。

所以听到柳下惠风节的人，胸襟狭小的也宽厚起来，刻薄的人也厚道起来。

知道柳下惠这样的性格，就能理解关于他“坐怀不乱”的传说，无论他是否曾经真的抱着一个女子坐怀不乱，他的行事风格，都是坐怀不乱的事。

“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

最后说孔子。

孔子实意离开齐国的时候，接淅而行。淅，是淘米。当时齐景公跟孔子说：“我老了，不能用你。”孔子马上决定离开。决定走的时候，家人正在淘米做饭。吃完饭再走呗？不，把米捞起来，漉干水就走！

而离开鲁国的时候呢，因为鲁定公接受齐国女乐，不理朝政，疏远孔子。孔子要离开鲁国，但又非常留恋，希望鲁定公醒悟，来追他回朝，一步三回头，说：“我们慢慢走吧，这是离开祖国的态度。”

所以孔子处世，不拘于一偏，不拘于一节，该快就快，该慢就慢，可以退而自处，也可以进而出仕。

所以伯夷是圣之清者，清高到极点。伊尹是圣之任者，舍我其谁，毅然担当。柳下惠是圣之和者，量容天下，视天下无不可之人。孔子是圣之时者，变化推移，顺应时势。

柳璨大概自我评价是“圣之任者”——伊尹，但他不是伊尹，也没有伊尹的本事，他后来被朱全忠杀掉了——因为反对朱全忠加九锡——这算他还是唐朝忠臣，临刑前他大呼：“负国贼柳璨，死宜矣！”给自己盖棺定论了。

司空图呢，他自号“耐辱居士”，当然不是伯夷，伯夷是绝不会受辱的；他确实也不是柳下惠，因为不参与；伊尹嘛他也没那个本事；他最接近的还是孔子。不过，开平二年（908年），唐哀帝被弑，他绝食，呕血而卒，终年七十二岁。这不像孔子了，孔子才不会为君王或王朝殉葬呢！这又涉及孟子除了四种圣人划分之外，对人臣的四个等级划分：事君之臣、社稷之臣、天民、大人。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人臣分四等，人臣事君，人品不同，价值观不同，他们的事业也就不同。

最低下的一等，是事奉国君个人的，国君干好事，他就帮着干好事；国君干坏事，他也帮着干坏事，而且帮忙找干坏事的理由和理论。

上一等的，是社稷之臣。他不是国君之臣，是社稷之臣，以安社稷为事业，一切只为国家好，能劝谏和顶撞君王。小人之务悦其君，大臣之计安社稷，皆眷眷于此而不能忘也。

孟子说，社稷之臣固然忠正，但他的格局，也不免为一国之臣，还有更上一等，叫“天民”，民，没有官位就叫民，天民呢，是能全尽天理之民，其人品既高，自任甚重，固然也想大有作为，但是，因其重道之心，若不能行道，他必不肯轻易一试。如果不到兴道致治的时机，一般的功名不在他的眼里，宁肯遁世读书，也不参与政治，没世不为人知，也不后悔。

天民，是上天之民，不是一国一君之民，必能全尽天道，他才出手。不能全尽天道，他就不参与了。其人品之高，又更甚于社稷之臣。

不过，天民还不是最上一等，为什么呢，天民虽然要以道济天下，全尽天理，但毕竟还要计较出不出山，出不出手。最上还有一等，叫“大人”。什么是大人，大而化之之人，就是大人。大而化之，不是大大咧咧，是其道之大，把全天下都教化了，化育天下。大人身修道立，只是自尽正己之功，而德盛化神，其感化人之速，上而正其君，而不必形之讽议，下而正其民，而不必申之禁令。其功在社稷，但他又没为社稷操劳；其道济天下，而他也无意于行藏之迹。这就是大而化之之大人！

大人，是端正了自己，就天下万物，君臣上下，都随着他而端正的人！就是《易经》里所谓“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谁是大人呢？孔子是，孟子是，耶稣是，特蕾莎修女也是。司空图呢，如果他不绝食自杀，就是天民，最后这一死，就成了唐臣，但是，既非事君之臣，也非社稷之臣，算是逃避之臣。既已逃避，何必殉情？

28、

杨师厚攻下忠义镇唐、邓、复、郢、随、均、房七州，朱全忠驻军于汉水北岸。九月五日，命杨师厚造浮桥于阴谷口，九月七日，引兵渡过汉水。

九月八日，忠义节度使赵匡凝将兵二万列阵于汉水河畔，杨师厚与他交战，大破之，于是进逼到襄阳城下。当晚，赵匡凝焚烧府城，率家族及麾下士兵沿着汉水逃奔广陵。九月九日，杨师厚进入襄阳；九月十日，朱全忠抵达。

赵匡凝抵达广陵，杨行密戏弄他说：“君在忠义镇时，每年以金帛输送给朱全忠，如今败了，却来投奔我吗？”赵匡凝说：“诸侯事天子，每年输送贡赋是职责所在，岂是输送给叛贼吗！今日归顺明公，正是因为绝不从贼的缘故。”杨行密厚待他。

29、

九月十日，封皇弟李禔为颍王，李祐为蔡王。

30、

九月十一日，荆南节度使赵匡明率众二万，弃城逃奔成都（天复三年，赵匡凝派弟弟赵匡明占据荆南，赵匡凝既败，赵匡明不能独存）。

九月十二日，朱全忠任命杨师厚为山南东道留后，引兵击江陵。大军抵达乐乡，荆南牙将王建武遣使迎降。朱全忠任命都将贺瑰为荆南留后。朱全忠寻即表奏杨师厚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31、

西川将领王宗贺等攻打昭信节度使冯行袭，所向皆捷。九月二十日，冯行袭放弃金州，逃奔均州。其部将全师朗献出城池投降。王建将全师朗改姓名为王宗朗，补授为金州观察使，割渠、巴、开三州以隶属于他。

32、

　　九月二十九日，皇帝下诏，改于十一月十九日在南郊祭天。

33、

淮南将陶雅、陈璋攻拔婺州，抓获刺史沈夏而回。杨行密任命陶雅为江南都招讨使，暨歙、婺、衢、睦观察使，任命陈璋为衢、婺副招讨使。

陈璋攻暨阳，被两浙将领方习击败之。方习进攻婺州。

34、

　　濠州团练使刘金去世，杨行密任命刘金的儿子刘仁规为知濠州。

35、

杨行密的长子、宣州观察使杨渥，一向名声不好，军府都轻视他。杨行密病倒，命节度判官周隐召杨渥。周隐性格愚直，回答说：“宣州司徒轻易相信谗言，又喜欢击球饮酒，不是保家之主。大王其他儿子都年幼，不能驾驭诸将。庐州刺史刘威，大王还是平民时就跟从在左右，必定不会辜负大王，不如让他暂领军府，等诸子长大成人之后，再把权力移交给他们。”杨行密不回答。左右牙指挥使徐温、张颢对杨行密说：“大王出生入死，冒着乱箭飞石，为子孙立下基业，岂能使他人所有！”杨行密说：“我死也瞑目了！”周隐，是舒州人。

有一天，将佐们来探病，杨行密目视留下幕僚严可求。众人出去后，严可求说：“大王如果不起，军府怎么办？”杨行密说：“我已下来周隐召杨渥来，我忍着不死，等他。”严可求与徐温去找周隐，周隐没有出来相见，召杨渥的公文还在桌案上，严可求即刻与徐温取了公文，遣使者到宣州去召杨渥。严可求，是同州人。

杨行密任命润州团练使王茂章为宣州观察使。

华杉曰：

此事无解，儿子不成器，如果交给刘威，不能保证刘威不会篡夺。杨行密见徐温表态，认为有他作保，自己死也瞑目了，而最后篡夺杨氏的，就是徐温。当然徐温也并非此时就阴谋篡夺，也是杨渥把他一步步逼到篡夺的。

杨行密应该怎么办？如果要传给子孙，看他们自己运气，就在现在这样办。如果要保子孙安全，就收刘威为义子，传给他，也不要他再还给自己亲儿子了。徐温后来就是这么往下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