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代及西汉早期的政论哲理散文
是在先秦诸子散文的基础上发展的。秦朝时间短，值得一提的只有李斯。
这个时期最大的特点是反映现实，服从现实政治的需要。第二个特点是结构特别严谨，不再像过去那样通过寓言来说理，而是更重视说理。整个两汉时期，语言上也呈现骈偶化，讲究对仗，句式上两两相对。
如，李斯的《谏逐客书》
韩人想出了一个疲秦计划，就是派郑国去秦国修郑国渠，后来被发现，这些人都要被赶走。李斯遂写了《谏逐客书》。“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骞叔于……”非常大气磅礴。
西汉初期，百家争鸣气氛尚存，但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转变为维护太平统一的局面。那就是书写新时代主题，总结秦亡汉兴的原由。
第一个跳出来做这件事的就是陆贾，但影响最大的是贾谊和晁错。
贾谊的代表作有《过秦论》《治安策》《论积贮疏》等。贾谊的政论文兼有战国纵横家的文风，善于在历史事实的强烈对比中分析利害冲突，在描写的铺张渲染中造成充沛气势，议论说理毫无顾忌，行文畅达，语言犀利。
晁错的代表作有《贤良文学对策》《言兵事疏》《论贵粟疏》等。晁错的论文切实中肯，逻辑严密，条理清晰，语言明白晓畅，体现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深刻观察和匡救时弊的政治热情。
贾谊和晁错的相同与不同：
相同之处，都是改革家，都关注社会现实，提出的问题都有预见性和前瞻性。
不同之处，晁错文不如贾谊文有文采，但更为具体深刻且实用。
二、西汉中期政论哲理散文
包括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三代（前140年~前49年）
这时期的政论哲理散文发生转变：纵横驰骋的文风虽在延续，但接近尾声；以董仲舒为代表的雍容典雅的文风得以推行。
董仲舒代表作《天人三策》《春秋繁露》等，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建立起一个具有神学倾向（天人感应）的新儒学思想体系。
内容包括：
1、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2、推明孔子，抑黜百家。
3、春秋大一统，尊王攘夷。
4、建立太学，改革人才拔擢制度。
他的文章显示了从容不迫，雍容典雅的文风。刘熙载在《艺概》中说，“汉家文章，周秦并法，惟董仲舒……”
如果说董仲舒代表“新”，那么，“旧”派仍活跃在政坛的有朱买臣、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他们仍然注意总结亡秦的教训，对政治提出批评，不怕触犯时讳。尚存的代表作有《上书谏伐匈奴》，言辞恳直。
这一时期还有道家黄老思想广为流传，出现了倾向于道家的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其思想与“独尊儒术”相对立，以道家为主，文风“诡异瑰奇”，具有先秦诸子，特别是《庄子》的风格，类似散体大赋。
三、西汉后期政论哲理散文
汉元帝初年到新莽地皇四年（前48~23年），这一时期今文经学占有统治地位，文风变得雍容典雅，写作引经据典。代表人物有刘向，他是西汉末期通经、史、天文的经学家。刘向的文章说理畅达，从容不迫。此时的今文学派进一步神学化，逐渐与谶纬迷信合流，但古文经学正在兴起。
如果说，今文经学代表的是“天”，那么古文经学代表的就是“我”，比较注重求真务实，也影响到了文风，不谈阴阳五行，而谈具体事务，明白晓畅，通俗易懂。代表人物有刘歆、扬雄。
四、东汉时期的政论哲理散文
从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到汉和帝元兴元年（25~105），这一时期谶纬神学盛行于世，繁琐、迷信，遭到了有识之士，尤其是古文经学的反对。代表人物有王充，代表作有《论衡》，其特点是疾虚妄、论述范围广泛、旁征博引、浅显易懂，缺点是过于繁复、朴质无华。
五、东汉后期的政论哲理散文
汉安帝到汉灵帝（107~189），政治日趋腐败，神学化遭人唾弃。各种异端思想出现，尖锐地批评时弊，语言日趋骈偶化。代表作有王符的《潜夫论》，他的文章，是非明确，内容切实，说理透辟。
六、两代时期的书信体散文
政论哲理散文务实求用为宗，抒情成分少，而文学要义则在抒情。两汉书信体散文也是先秦书信体散文的发展，但先秦抒情，侧重陈述政论，而两汉基本抒发个人情感。如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杨恽的《报孙会宗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