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葬礼。
那一年我九岁，逝世的人是我的太姥姥。太姥姥病了很久，一直在床上躺着，就这么过了一个冬天，大年初二我们去看望她。
我透过人群的缝隙看到她，她略微佝偻着身子，蜷缩在床的一角，一动不动。她的瞳孔是深棕色，见到我们进来的时候，那浑浊的眼球忽然明亮了一下，这明亮一晃即逝，像蜡烛熄灭之前微弱的火光，是一个将死之人对这世界的最后一点留恋。我似乎看到她干裂的嘴唇翕动着，唇纹和她脸上的皱纹一般纵横分布。
她一个人在房间里孤独地躺着，好像外面刺耳的爆竹声，绚丽的烟花，小孩子的嬉闹，新年一切的热闹都和她没关系，她被病痛隔离在这热闹之外，安静地数着剩下不多不少的日子，时间缄默不语，打量着世上每一秒的的苍老。
这是我见她的最后一面。
葬礼上，她的黑白照片摆在八仙桌的正中间，满头白发，精神矍铄。太姥姥活得还算长寿，同龄人早都相继离开人世，所以来吊唁的大多是年轻一辈，因着儿女的关系出席。他们的脸上没有太多悲伤，和双眼红肿脸色苍白的直系亲属相比，他们的愁容显得过于轻松，本就没有理由哭泣的人挤出虚假的眼泪安慰死者，或者说，更多的是安慰活着的人。
我对于太姥姥的记忆停留在童年，那时候她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苍老。她有着裹过的三寸金莲，走起来总是一小步一小步的，步履蹒跚，却难得稳当。过春节来看望她的时候，她总是招手把一众小辈叫到身边，从上衣口袋里拿出崭新的压岁钱，摩挲着放进每一个人手里，她的手有些粗糙，却温暖得很。然后用慈爱的眼光拂过每个人的脸庞，问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无非是考试啦，学习啦。孩子们都烦得很，拿了钱就跑去屋外。我年幼的时候胆子小，又因为长期生活在外地，和家里的兄弟姐妹都不亲近，大人顾不得管我，于是只有这年迈的老人与我做伴，太姥姥记性不好，每次总问我一样的问题，我也懒得耐心回答，早被屋外的嬉笑和玩闹吸引了过去。我们一老一少在那间热得有些过分的小房间里做伴，隔壁是热闹，屋外也是热闹。我们听着这些热闹，却什么都看不见。
葬礼是由舅舅一手操办的，他站在灵堂门口招呼着来来往往，络绎不绝的人群，所有的人都穿深色的衣服，肃穆端庄，他们带着灰色的一张脸朝照片鞠躬，表达着自己对死者力所能及的最大敬意，哪怕这中间有不少人是第一次见到太姥姥。
客人们鞠完躬就去隔壁的房间休息，男客们吐出烟圈，约着改日去喝酒，女客们讲着昨日的新闻，沿街听来的笑话，低低地发出笑声。一片觥筹交错的平和景象，仿佛方才的叹息，悲伤与愁苦都是另一个人所拥有的。而这悲伤与欢笑之间不过只隔了一堵几厘米厚的墙。
我当时尚且年幼，对死亡尚未有什么明确而清晰的概念，只是不断的想，如果我死去的时候又会有多少人来认真的哭着参加我的葬礼。时隔多年，回头再想起，原来我的心里未曾有过多么难以抹去的伤心，只是那么小的我在那时候就已经悲哀的认识到，我的生死与这世上的大多数人都是无关的，我们的人生不被歌颂，不被惋惜。从始至终，也还是只有那些人在身边矢志不渝。
鞭炮声阵阵，舅舅举着那张黑白照片，站在板凳上大声吆喝“上西方大路朝佛，姥姥，您走好喽！”
锣鼓声跳跃着，我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
她死了，
她死了，
她永远的离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