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听关于张作霖父子的评书时我总在思考我们传统的君和父的文化，臣和子作为陪衬或下级更是一种自然的俯首帖耳。而君主和父亲是个很有趣的课题。今天没有君主了，但依然有爸爸。我说的“爸爸”并非某个个人的爸爸，也不是传统中家庭成员的那种充满父爱的父亲形象，而是作为一种社会工具和职能的爸爸，比如那句著名的“My father is Li Gang”。
我尽量写的圆润一些，争取使文章能够顺利发布，所以可能敏感的词得用英文代替。
这个话题的sensibility在于很多underclass成员没有“合适的”爸爸，以至于每当提及首先惹来的是愤怒，所以很难深入地探讨下去。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我们已然很难找到过去那种纯粹的作威作福的形象了，即便是爸爸也不行或者换个说法，很多人有享受的能力，但不得不低调行事。在周围，我就知道一些不适合在公共场合说或写的事情。这些都很正常。而我想探讨的是，今天的“爸爸”在传统成长下到了今天的急转直下他们的内在变化和由于他们的变化而波及了其他人并带来了什么。
这是个太大的话题了，暂时先放一放。我想到了额外的两个相关话题，一个是他们是否具备使命；二是作为“儿子”的后浪们如果有这样的“爸爸”应该如何接受。
先说第一个，如果“爸爸”有使命的话，那么秉着公正公平的原则，所有人都应该有使命，不能双标。但问题没那么简单，就像我们对比尔盖茨的要求肯定要苛刻于普通人，似乎他们那个级别的人都应该活成乔布斯那样极简主义才是对的，但这对他们来说显然过于苛刻了。其实这个问题的某种本质是非“爸爸”群体应该如何做，如何与之相处以及态度，并在表达看法的同时自身是否应该也努力做点什么，而不是全靠“爸爸”。双方或各方都尽力一些，为他者想一想，似乎世界会更好一些。这又是我的天真了。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我们有个相对是张作霖的父亲，我们应该如何做一个“张学良”。这个问题其实更为sensitivity。毕竟我们的class contradictions在今天依然十分激烈，只是大家尽量维持在一个还算礼貌的范围，从日常语言中的戾气就感受的很强烈。我暂时的答案是后浪们能借力就尽量借力，完全不需要有任何心理负担，再加上自身的努力和创意，尽量达成如虎添翼的效果。抱着金砖找金砖的蠢事尽量不要做。问题在于金砖不能人手一块，各人或多或少，没有金砖搞几块金块儿也是好的。只要在自身范围内提升那么一点点也是值得庆幸的。全球化让矛盾越来越sharpen，从前的小范围大家都差不多，如今不行了。所以重点问题是我们要相对封闭一下自己的眼界，别打得太开了。眼界打开了是件很糟糕的事。
回答最初的问题，“爸爸”应该在今天如何做，如何表达和表现自己。第一，千万不能嚣张，俚语就是别装13 。客观上我们很少能看到嚣张的人了，除非是在十分闭塞的地区。诸葛亮如果是现代人他的名号就十分贴切了，卧龙。第二，最好要发自内心地真诚地对他人充满关怀。台湾作家杨照很喜欢用“关怀”这个词，什么叫绅士、淑女，并非看外表光鲜亮丽、穿什么衣服、开什么车、住什么别墅，而是看对人是否有关怀心，曼德拉如此，胡适如此，特蕾莎修女如此。这个东西不用多高的学识，是个人就可能会有，当然，如果能经常读读书就更好。
这不是一篇论文，只是随感。现实显然是残酷无情的，再多的论文和随感也很难改变它。我们也无需学曾国藩的“三省吾身”，只是尽量做个好人。活着一次虽然很无聊，但过程就是起起伏伏，尽量心情好一些，心情好一些，就离做个好人近一点。
I bet，the informal essay can be published successful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