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民革命推动的革命文学创作高潮
1926年初，广东国民革命军在完成第二次东征战斗任务后，又夺取了南征海南岛的胜利，使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统一和巩固，并在年初顺利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革命气象欣欣向荣，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很多进步知识青年都将其“当成了莫斯科”。[1]这一方面使革命问题成了社会关注焦点，另一方面也带来了革命青年个人问题与革命之间的冲突。4月22日，《批评与创作》改为《新时代》后，明显由革命理论宣传转向革命问题、青年问题的讨论，刊发有李士英的《革命势力联合与民众解放》、青华的《北伐时期的工作问题》、张德铣的《全国民众对国民政府北伐应有的认识和努力》等讨论革命问题的文章和顾国的《中国青年今日应有之精神》、王佈仁的《参加五卅周年纪念的自励并告革命青年》等讨论青年问题的文章。
受到革命问题和青年问题讨论影响，《新时代》对革命文学的重视程度明显加强。1926年5月15日、6月4日，该副刊上接连发表广的《白话剧话》和徐谷冰的《创作剧本之商榷》两篇探讨革命戏剧的理论文章，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出革命文学的呼声。广在《白话剧话》中认为，白话剧不仅“须演者学识宏富，具有艺术，而编剧尤为重要”，“剧本不佳，则演者不能增加趣味，观者不能感化”，因此他强调要创作优美的剧本，一是剧本要有高深之学识，二还要符合国情。他还指出，“剧本要有主义，务使观者心领神会，潜移默化，日趋正轨”，若剧本仅以图取悦观者，迎合下流社会的心理，使其能使观者悦目赏心，那么只能属于“下品”。徐谷冰的《创作剧本之商榷》则探讨了革命戏剧创作，他从宣传角度认为戏剧较之小说、诗歌“思想感情之表现，比较深刻而深厚，所影响于人们的效力较大，而人们所起的感想亦较显著”，指出“近世因戏剧家努力的结果，和戏剧自身所给予人们的价值”，戏剧已经由小说、诗歌、戏剧的第三位上升到了第一位。这就要求戏剧家“要有适当的修养”、“热烈的同情、正确的思想和高尚的艺术”，才可以对社会人生产生良好的影响。同时，徐谷冰与广一样强调剧本创作要适合时代与环境要求，认为在革命的时代，我们的社会处在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围攻下，“一般民众的知识，大多数未有达到水平线，客观事实的需要，是国民革命，一般民众的责任，是共同起来担负国民革命的工作”。这就要求戏剧家应有革命的素养、平民的态度，“必得先革命化平民化，才能产出适合环境和人生的剧本。”
1926年6月10日，《新时代》副刊上又发表袁褡的《革命文艺谈》，进一步呼吁广州革命文学兴起。袁褡认为艺术来源于社会生活，而“生活就是激烈的斗争，人间就是炮火连天的战场，……一切艺术的情热，生命的活跃，不是在这斗争流血里直接产生的，就是因斗争流血而更增高其情热和活跃的程度”，指出“只要是真正伟大的文艺作品，一定含有充分的革命的精神”。文章中，袁褡从主客观两方面分析了革命对文艺创作的决定性影响：
从客观上说，如果文艺是表现人生的，作者就是这人生战场上的观战者。外界所给予作者的刺激和印象，当作者为创作冲动而创作的时候，一定会把它们艺术化的反射出来。所以这种作品中自然有浓厚的人生战场的背景，──一切强者的呐喊，弱者的呻吟，胜者的放肆，败者的屈服，也自然而然流露笔底，活跃纸上了。从主观上说，如果文艺是发挥自我的，作者就是这人生战场上的实际参战者。文艺的作者，在生之形成上比任何战士都勇敢，悲壮的烈火，随时燃烧着他的生命的火花，使他意识地或无意识地立在自己阶级的利益上而奋斗，而创作。所以这种作品中一定有大勇无畏的精神，爆发反抗的革命性。
同时，作者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绝不会产生革命文艺的，一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文艺之园是被重封密锁着的，只有资本家的姨太阔少才能够自由自在地享受，文人已经变成了被姨太阔少所收买的拜金文丐，文艺在这样的环境里得不到生长需要的普遍的温和阳光和深情的甜蜜甘露，所以也就结不出真正的文艺之果──革命文艺；二是在万恶的现代社会中，文人虽不被资本家所收买，也很容易消失了他们的生之勇气，而抱着消极悲观的态度描写醇酒和妇人，以满足他们酒精的陶醉和性欲的满足。作者最后希望天才的作家“现在应该认定资本主义的文艺，已经快要死灭了”，呼吁他们“赶快脱离传统因袭的束缚，走到在这自由的创造路上来，大胆地呐喊前进，努力打破文艺之园的重封密锁，开始文艺革命化的工作”。
随着《新时代》对革命文学的重视，副刊上也逐渐兴起革命文学创作高潮。不仅表现在发表的革命文学作品越来越多，而且体现为革命文学体裁的丰富多样。1026年5月下旬，《新时代》开始增加文学版面，刊发的文学作品革命色彩鲜明，如郑尚的《雄壮的缠绵》和《一封安慰的信》、顾仲起的《一封来信》等，都是以“书信体”写成的革命小说。《雄壮的缠绵》是革命青年出征前写给女友的一封情书，青年在信中表达“为了忏悔而接受了我们党的主义——孙文主义”，表示“要站在革命党的第一战线上──武装革命”，为“群众的利益”、“实现孙文主义”、“忏悔自己的罪恶”而“流血”。[2]《一封安慰的信》是战士写给父母的“家书”，安慰“物质上”失败了的年迈双亲，将因有一个走上革命道路，为被压迫人民努力奋斗的儿子而得到“精神上”的胜利，并告诉他们“革命就是改善和我们的家一样无产阶级的生活，间接就是改善我家的生活”，“等到革命成功之后，那时无产阶级的生活改善了，我们家的生活也改善了。”[3]《一封来信》写了革命青年在没有得到恋爱之前，因为革命工作的“机械和枯燥”，[4]而放弃了革命意志，希望对方（女性）能给自己恋爱的安慰，但在得到恋爱之后，又为着爱人堕落了。小说通过MN女士的一封来信，批判了把恋爱当做革命“安慰品”的腐朽思想。《新时代》上发表的革命诗歌也逐渐增多起来。这些革命诗作都强烈表达了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意识，如痴公的《一片唤呼的余声》和痴心的《支那屠场中！几只不驯的犬！》，呼唤农友、工友、小贩、学友、兵友“五兄弟”[5]联合起来，起身走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何勇仁的长诗《三月十二的默哀》通过对孙中山的追怀，表达了自己坚守三民主义的革命信念；伯允的《在伟大的烈士墓前》则表达了对烈士的崇敬之情，表示将沿着他们创造出的“新生命的途径”“继续着奋勇前进”，[6]《勇猛的前进》是写给北伐战士的别歌，希望北伐战士去“启迪人们的闭雍”，“将党的主义深深入于群众”，“唤醒他们的起来反抗，”“反抗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7]拥护鲜明的青天白日的旗旌，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取得国民革命的胜利。顺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新时代》更为重视革命戏剧，不但发表有广的《白话剧话》和徐谷冰的《戏剧创作之商榷》等革命戏剧理论文章，也发表了姚应征的《思潮》，尹伯林的《觉悟了》、《一个生命的结局》等革命戏剧作品。姚应征的《思潮》反映了革命青年由追求“革命之神”而牺牲恋爱转而向“爱神”屈服的堕落与沉沦。尹柏林的《觉悟了》是一部描写军阀兵痞思想转变的革命戏剧，剧中展现了军阀兵痞在革命军的教导下，由欺压贫民百姓到知错、惭愧并最终决心“替受苦的同胞们牺牲”的“觉悟”过程。《一个生命的结局》则以拟人化的手法，通过小飞虫的不幸命运，来书写国民革命时期青年中普遍存在的漂泊情绪，即离家别母来到革命的圣地求学、工作、投身革命而又无路可走的心态。但这些剧本都存在明显的幼稚病，带有鲜明的革命思想灌输的色彩。
1926年6月底，《新时代》受国民党“整理党务案”影响而停刊，《广州民国日报》上的革命文学创作热潮也随之中断。1926年12月27日，《广州民国日报》又推出了《现代青年》副刊。该副刊“以指示青年以正当之路径，灌输革命理论”为使命，多关注社会问题，偏重革命理论介绍和青年问题解决。主编余鸣鸾希望“本刊得成为青年公共讨论与发表意见一有力之机关”，[8]借此来“唤起一般青年注意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并引导他们杀开一条血路来。”[9]至于革命文艺则不予重视。因此，一些青年读者批评“现代青年已出至廿余期了，所发表的文字，大都是谈主义的，而且十有九都是鼎鼎大名的著作家所著作的”，“以为谈主义的文章固然很紧要，但对于文艺一项也不能完全没有”，“真正文艺作品，都是人类高尚圣洁的感情的产物，以文艺感人，比普通文字感人尤深，而鼓吹革命及改造社会等事业，文艺更是利器！”“希望现代青年每期都应找些有革命性的诗歌或小说发表。”[10]可能是因为读者的不满和呼吁，1927年2月，李焰生接编《现代青年》后开始注重革命文艺，他指出“广州文艺界之沉寂，确是一件不可讳的事实”，表示《现代青年》“以后于登载革命论文之外，将努力筑起一座文艺的花园──革命文艺的花园为我们革命青年游息之所”，“希望青年同志们，采集革命的文艺之花，来点缀这荒芜寂寞的花园”，而且准备在《现代青年》上“一旬间出一期纯文艺的作品。”[11]
在李焰生主编《现代青年》期间（36-81期），《广州民国日报》上出现了第二次革命文学创作热潮。纵观这一时期发表的革命文学创作，由于受到国民党“整理党务案”和北伐的双重影响，明显地表现为两大类。一类反映的多是青年皈依三民主义，走向革命之路的觉悟和新生。情生的《一个武装革命青年的呼声》、月白的《一封家信》等都是这种思想的诠释者。前者疾呼“解决人类的痛苦，革命是唯一的法宝”，“总理的三民主义，是唯一解放中华民族的主义，是唯一解决民生问题的主义。”[12]后者呼唤家中的兄弟“觉悟起来”，在“青天白日”的旗帜下，“联合乡邻中那些被压迫的工农朋友”，“坚决勇猛地抵抗资产阶级底吸血吮髓的手段。”[13]“革命文学社”成员孔圣裔、林侠子等，则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孔圣裔在《呼声》、《小诗》等诗作中，表达了对“革命”和“三民主义”的清晰认识：“革命必带有时间性，中国的环境，只有三民主义适应”。[14]林侠子的《苦笑》、《我赤化的心灵》书写了受尽人间不平摧残和社会等级压迫的青年，起而走向革命、呼喊革命，坚决做一个“破坏者”的革命决心。另一类是随着北伐发展的深入，战士在前线的英勇牺牲，《现代青年》上出现的一批悼念北伐将士的诗歌，如刘漫天的《吊死者——追悼北伐阵亡将士》、符诲的《哀—荣——追悼北伐将士》、孔昭鋆的《叫声——为<追悼北伐阵亡将士>作》等诗歌，表达了对北伐将士的赞美和热爱之情；《哭北伐阵亡将士》、程耍儿的《死的代价——悼北伐阵亡将士而作》、烈士的《追悼民众的爱人》等诗歌，则描绘了战场上的凄惨和歌颂了将士们的牺牲精神，表示“永远不能忘记，北伐阵亡将士的伟大精神。”[15]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现代青年》改由姚宝猷主编。姚宝猷在《本刊今后的使命和我们应有的努力》中明确表示：
讲起本刊今后的重要使命，我们可以不迟疑的，而且很肯定的说：是立在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主义、党纲和政策上，从事于一般青年的思想行事的指导和纠正，务使一般青年的思想能为科学化，行动能为革命化，生活能为团体化。换句话说：就是在中国国民党指挥领导之下去唤起一般受封建社会的遗毒如旧思想、旧礼教、旧道德重重压迫的有志青年，为求其本身的利益及全民众的利益，而作种种正当的青年运动，和参加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等之国民革命的战线！[16]
即此，《现代青年》开始转向党的理论和青年问题的讨论，发表的文学作品革命色彩明显减退。1927年6月，余鸣銮重新接编《现代青年》后，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编辑宗旨，指出今后《现代青年》的旨趣主要是解决青年问题，指导青年应走的道路，发扬孙文主义，灌输革命理论等。[17]这一时期，虽然有谢立猷等人在《现代青年》上继续呼唤革命文学，希望它能建筑起一座鲜艳的革命文艺之园，来在我们革命的时代和革命的环境中，显示出璀璨的革命文艺之花，但该刊编者认为“中国文艺运动沉闷的要死，许多青年都不懂得什么是文艺革命什么是革命文艺”，[18]《现代青年》这一时期所发表的文学作品，如郭士寅的《中秋节后的阿凤》、《玉堂》，绍东的《炳喜的死》，陈吉人的《谁之罪》、《一个落伍的青年》，黄育根的《爱的中伤》，罗道的《残絮》等，多以批评封建思想为主题，或反映底层人民生活的困苦，或表现青年男女在爱情、求学、职业上遇到的社会压迫。
总之，随着“四·一二”、“七·一五”事变的发生，广州由革命的策源地变成了革命的大后方，革命的意识形态斗争和北伐带起的革命高涨情绪也逐渐走向平缓。因此，《广州民国日报》上的革命文学创作高潮也随之落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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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篇》.黄淳浩：《郭沫若自叙》.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4月版.第184页。
[2] 郑尚：《雄壮的缠绵》.《广州民国日报·新时代》.1926年5月21日.第二一期。
[3] 郑尚：《一封安慰的信》.《广州民国日报·新时代》.1926年5月22、 24日.第二二、二四期。
[4] 顾仲起：《一封来信》.《广州民国日报·新时代》.1926年6月5日. 第三六期。
[5] 痴心：《支那屠场中！几只不驯的犬！》.《广州民国日报·新时代》.1926年6月5日.第三二期。
[6] 伯允：《在伟大的烈士前墓》.《广州民国日报·新时代》.1926年6月25日.第四五期。
[7] 伯允：《勇猛的前进》.《广州民国日报·新时代》.1926年6月29日.第四八期。
[8] 朱节山、余名銮：《对现代青年的要求》.《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1927年1月26日.第二五期。
[9] 余名銮：《发刊的话》.《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1927年12月27日.第一期。
[10] 朱节山、余名銮：《对现代青年的要求》.《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1927年1月26日.第二五期。
[11] 焰生：《编者的话》.《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1927年2月18日.第三六期。
[12] 情生：《一个武装青年的呼声》.《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1927年2月19日.第三七期。
[13] 月白：《一封家信》.《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1927年2月19日.第三七期。
[14] 孔圣裔：《呼声》.《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1927年2月18日.第三六期。
[15] 《哭北伐阵亡将士》.《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1927年4月11日.第74期。
[16] 姚宝献：《本刊今后的使命和我们应有的努力》.《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1927年4月21日.第八二期。
[17] 余名銮：《今后的本刊》.《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1927年6月10日.第一二二期。
[18] 《编辑室缀话》.《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1927年12月10日.第二六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