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毛、鸭毛、头丝，换针……”一声一声地吆喝，绵远悠长，深邃宽广，吆喝声伴随着“叮咚、叮咚……”拨浪鼓声，声音由远而近。院子里的妇女、小孩闻声而动，潮水般地涌上前去，把货担围了个水泄不通。
在通讯基本靠吼的年代，这吆喝也是需要功力的，先要气沉丹田，然后卯足劲，长喝一声，清脆悠扬。卖货郎老彭的吆喝声在附近几个村首屈一指，他要说他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对于卖货郎这个行当，在我们那边农村方言又叫“兑光货”，卖货郎只是我们后来用作书面语的别称。对于为什么叫“兑光货”，我们也无从得知，多少年来大家一直都是这样叫着，也正是这种特殊的叫法使得这个行当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凿下了深刻印记。
老彭的货郎担，由两个竹篓、两个木箱、一根扁担组成，两个木箱放在竹篓上面，既当竹篓的盖子又当货物的展台，竹篓里面装的是人们用来兑换的废弃物品，其中木箱就像我们现在用的拉杆箱外形，最上面盖子镶嵌了几块透明的玻璃，透过玻璃对里面的东西看得一清二楚，里面安静地躺着纽扣、溜溜子糖、橡皮筋、鱼钩、发夹、发卡、火柴等等，等着它的主人把它们兑换走。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村，精神匮乏，物质也匮乏，所有的东西都要去供销社购买，在供销社里面买东西哪怕是差一分钱也不行，于是我们当地流行了一句“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因此，农村家庭对于家里的一针一线都觉得很珍贵，而老彭的货担就是一个流动的“小卖部”，成为了那个年代的一股“清泉”，这个“小卖部”除了可以用钱买东西，还可以把家里废旧物品拿来兑换物品，这无疑是这个行当有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
每次老彭一进村口，妇女们就拿着家里积攒多年的鸡毛、鸭毛、鸡胗皮等去换个发夹，或者换个扎头发的橡皮筋，亦或是换些针线，然后满脸堆笑地飘回家去，貌似中了大奖般的喜悦。一些淘气的孩子，私自拿着家里的“中华”“白玉”牙膏皮去兑换鱼钩，有的甚至把家里没有用完的牙膏挤完，再拿去兑换，然后偷偷去别人池塘里钓鱼，最后也换来父母的一顿暴打。
记忆中，我小时候家贫，不要说鸡毛、鸭毛了，就连家里的牙膏皮都被父母收藏起来，所以每次看到老彭过来“兑光货”，我就只能远远地看看，看着别人的喜悦，自己心里也喜悦。
后来我上初中了，见到老彭的次数越来越少了，而老彭每次来院子里的吆喝声也越来越弱，挑着货担气喘吁吁，走走停停。有一次我放假回家，正搬个凳子坐在家门口做作业，老彭挑着货担走到了我的家门口，跟我讨口水喝，那时尽管家贫，可能请不起他吃顿饭，但是水可以管够。
这次我终于逮到个机会，正儿八经地听他讲了这个行当里的点点滴滴。我给他搬了条大凳子，我自己坐个小凳子，双手托着下巴，听得是那样的入神。
“上磨肩皮下磨脚，扁担挑出血红色，出门要会观天色，受过多少冷白眼，吃过多少冷茶饭，走过多少冤枉路，穿破多少竹草鞋，打过多少地铺床，逢人便带三分笑……”老彭边喝水，边讲起了他从事这个行当的故事。
之前听别人讲老彭的故事，总感觉经过了别人的消化，食之无味。这次听他自己讲自己的故事，自然是更加意味深长。不过现在回想起来，相比当时难免有些遗漏，只恨自己当初没有那记录这真实美好的能力。
那时候卖货郎进货，可不像现在可以坐着大巴，或者开着货车去拉，基本上所有东西需要用人工去挑，食盐是挑回来的，连银行的钱都是人工挑着走。他年轻的时候没有像样的鞋，都是自己用竹笋壳做鞋底，用稻草编织成鞋带，再组装成草鞋，穿一两天鞋底就磨穿了。
如果说脚是“车轮”，那么草鞋就是“轮胎”，每次进货，他都要穿破十几双这样的竹草鞋。有时为了省下晚上住伙铺（相当于现在的宾馆）的几毛钱，都是日夜赶路，挑着担子，日行百里，夜行八十里，实在是困了累了，以天为盖以地为庐休息片刻，然后再精神抖擞地上路，他也有他的诗和远方。
后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他的竹草鞋换成了皮草鞋（用汽车轮胎做成鞋底形状，用粗橡皮条做鞋带），鞋也很难穿破了，生意也慢慢地淡了，有时走过好几个院子也没有一单生意。不过以前到吃中饭的时间经常都是忍饥挨饿，现在走过每家门前都有人邀请他吃中饭了，这预示着大家生活也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前没人请他吃饭那是因为别人自己家都揭不开锅啊。
再到后来皮草鞋换成了布鞋，布鞋又换成了解放鞋，他的生意也一天比一天清淡，但他还是坚持走街串巷，一声一声地吆喝，声音却变得黯淡凄凉，偶尔碰到一两户人家说要把鸡毛、鸭毛等送给他时，他总会坚持抓一把等值的糖果给主户人家的小孩作为交换。在他心里一直有杆卖货郎的“天平”——童叟无欺。
历史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以前的三百六十行，到现在不知道还剩多少，而现在又有多少新的行业已经出现。我们自己又能否做到像老彭那样“干一行，爱一行”，是否自己心中也有一杆独有的“天平”。
那些曾经辉煌过如今又消逝了的老行当，如今是否依旧存于你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