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商值更像篮球队中球员的身高值。身高为1.68米的人能不能进职业篮球队？这个可能性几乎没有。想进入职业球队打球，身高起码要1.83米，当然1.88米优于1.85米，1.91米优于1.88米。但是自身高超过某一高度后，身高的作用就会骤减。一个2.03米的球员并不一定会优于一个1.98米的球员。（伟大的篮球运动员迈克尔·乔丹，其身高就是1.98米。）一个篮球运动员只需要身高足够高，超过职业队的身高门槛就可以了。同样的，智力也是如此，智力门槛同样存在。

”当特曼出版第4卷《天才基因的研究》时，“天才”一词几乎从他的文字中消失了。“我们发现”，特曼带着失望总结道，“智力与成就之间并不是真有那么大的关联。”

家境富裕的父母总是让孩子一刻也不能闲着，让孩子穿梭于各项活动之间，并听取孩子对老师、教练或是队友的评价。拉里奥跟踪的一个富裕家庭的孩子夏天参加了一支棒球队、两支足球队、一支游泳队，还有一支篮球队，并且同时在管弦乐队和钢琴班学习。

而在穷人家的孩子的生活中完全没有这种紧张的时间安排，他们的活动不会是每周两次足球训练，而是和亲戚或者邻居的孩子在外面玩耍。蓝领父母们认为孩子们的活动是成人世界之外的活动，无足轻重。

中产阶级父母总是和孩子商量事情，晓之以理，他们不会硬性下达命令。他们希望孩子与他们顶嘴，和他们讨价还价，并站在成人的角度问他们问题。孩子如果在学校表现不佳，富裕家庭的父母总会责备老师，他们总站在孩子这一边。拉里奥跟踪研究过一个富裕家庭的女孩，因为她错过了进超前班的机会，孩子母亲就想方设法让孩子补考，给学校递申请，最后让女儿如愿进了超前班。作为对照，贫困家庭的家长总是震慑于权威，行事消极，停滞不前。

拉里奥把中产阶级父母对孩子的教育风格称为“协同培养”（concertedcultivation）。这种模式倾向于“发掘孩子的天分，培养孩子的主动性和技能”。作为对照，低收入家庭对孩子的教育策略为“自然成长”（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growth）。这些家长只把抚养子女成人看作自己的责任，而把孩子的成长与发展看作孩子自己的事儿。

拉里奥强调，一种模式并不一定优于另一种模式。照她看来，家境贫寒的孩子更懂得守规矩，更少发牢骚，在如何使用自己的时间上更有创造力，有很好的独立性。然而，协同培养模式带来的好处更多。

有一段时间，特曼拜访了A组和C组的每一个人，专门评估他们的个性与举止。研究结果显示，在“协同培养”原则下长大的孩子和在“自然成长”原则下长大的孩子，行为举止截然不同。A组的学生更加机灵、沉着、衣着得体，富有吸引力。实际上，A组和C组在这4个方面的差异极大，大到让人感觉两组人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人种。这一结果令人惊讶。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父母的帮助下将家族最好一面呈现出来的A组学生，与没有这样做的C组学生存在很大的区别。

特曼的结论令人沮丧，因为C组学生原本也是聪明绝顶。他们在五六岁的时候头脑何等聪明，同时又对世界充满强烈的好奇心。他们曾经是真正的“异类”。特曼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处于下层社会的家庭出生的天才少年，最终几乎没有一个仅依靠自己的智力获得成功。

C组学生到底缺什么？其实缺的东西并不是什么昂贵的、难于找到的东西，也不是DNA的特殊编码或大脑神经的特殊构造。C组所缺的，是我们只要知道都应该给予他们的东西：一个帮助孩子获得应对社会的经验的社群。C组学生的天赋都被浪费了，但是，事实上他们本不应该沦落至此。

兰根有一颗万里挑一的脑袋，但他至今没有对这个世界产生什么重要的影响。他没有参加过学术研讨，也不曾在著名学府引领学术研究，他仅仅是生活在密苏里北部的一个牧马农场，整天穿着T恤、牛仔裤，悠闲地坐在自家后院的普通人。他心知肚明这一切多么不合理：这种生活与他的天资丝毫不符。

“我不想迎合主流出版社的口味，”他坦承道，“四处接洽出版社，找代理，和他们讨价还价……这些我都没做过，因为我对这些没兴趣。”

这其实等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只要是他思维活动范围内的经历都以失败告终。他也知道为了能更好地与社会沟通，他需要更努力，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努力。他甚至都不能成功让微积分老师明白自己的良好愿望。有些事情，其他动脑筋较少的人反而能掌握得更好。因为，那些人在发展的道路上获得了帮助，克里斯托弗·兰根没有获得过这种帮助。这不是借口，而是事实。一直以来，兰根的努力都依靠个人奋斗，然而，没有哪个摇滚巨星、职业球员、或是软件业亿万富翁仅依靠自己的努力最终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