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年—1970年),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世界和平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罗素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西方哲学史》、《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等。[1][2]
假如有人说不思维才快乐,我只有摇头,却无话可说。
我不认为在这辈子里还能有机会轮到我来亲身体验了,但是这些事总在我心中徘徊不去。
不打招呼就偷换概念,这是我这一代人的品行。
每一头牛和每一口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就它们中的大多数而言,这种生活主题是很悲惨的:前者的主题是干活,后者的主题是长肉。
真正有出息的人是对名人感兴趣的东西感兴趣,并且在那上面做出成就,而不是仅仅对名人感兴趣。
不管社会怎样,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他人观点:成年以后明白——无论自己做出什么决定,后果要自己去承担,你躲不掉,你也逃不掉。后悔吗?难过吗?想哭吗?那又如何,依旧要表现的淡定自若,这就是成年以后的规则。你觉得痛苦无法分享,那么你以后也会发现就算是快乐,很多时候也无法与人说。)
当年那些时髦话语都表达了一个意思,那就是对权力的忠顺态度——这算不上什么秘密,那个年月提倡的就是忠字当头。但是同样的话,有人讲起来觉得害臊,有人讲起来却不觉得害臊,这就有点深奥。害臊的人不见得不忠、不顺,就以我们班长而论,他其实是个最忠最顺的人,但这种忠顺是他内心深处的感情,实际上是一种阴性的态度,不光是忠顺,还有爱,所以不乐意很直露地不惧肉麻地当众披露。我们班长的忠顺表现在他乐意干活,把地种好,但让他在大庭广众中说这些话,就是强人所难。用爱情来打比方,有些男性喜欢用行动来表示爱情,不喜欢把“我爱你”挂在嘴上。我们班长就是这么一种情况。另外有些人没有这种感觉,讲起这些话来不觉得肉麻,但是他们内心的忠顺程度倒不见得更大——正如有些花花公子满嘴都是“我爱你”,真爱假爱却很难说。
一个人的生活不能单纯地依赖社会保障,还要靠自身的努力,而且一个人得到的社会保障越多,自身的努力往往就越少。
(此刻想法:情况真的是这样,接受了社会保障的户籍,总是想少奋斗一点,少赚钱一点,就算赚到了钱也说没赚到,就是想得到现成的,不想失去这份保障。要知道中国要养起这十几亿的人口真的不是一件易事,我们应该对我们生在中国而感到是一件幸事,而更要奋斗脱贫。我也是受到了很多好心人的资助,或许因为这样,我并不够拼、不够努力,别人帮助一次,会无比心存感激,帮助两次感激之情会递减,甚至一不小心就会变成一种理所当然,这就很严重了。)
人类在性和性别问题上就没有平常心,开头有点假模假式,后来就有点五迷三道,最后干脆是不三不四,或者是蛮横无理——这些错误主要是男人犯的
梦想虽不见得都是伟大事业的起点,但每种伟大的事业必定源于一种梦想(他人语录:有梦想的人,大概是那种连睡觉都觉得在浪费时间的人吧。。有时候意识渴望不平凡,身体喜欢随大流 )
作为一个喜欢有趣的人,我当然不会放弃阅读这种获得有趣的机会
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他人语录: 正是因为每个人都不同,所以生活才大不相同,因而幸福也参差多态 )
“手淫台湾,意淫大陆”,
所谓文化,乃是历朝历代的积累。你把城墙拆了,把四合院扒了,它还在人身上保留着。(此刻想法:只要人还在,传承传统文化的意识还在,传统文化就不会磨灭)
八十年代初的北京小姐,就是洛克菲勒冒犯到她,也是照骂不误:“别以为有几个臭钱就能在我这儿起腻,惹急了我他妈的拿大嘴巴子贴你!”
既知道何谓真,更知道何谓假。
无论是数字运算,还是公式推导,我都像闪电一样快,只是结果不一定全对。
我和科学没有缘分,但是我爱科学,甚至比真正的科学家还要爱得多些。
科学和人类其他事业完全不同,它是一种平等的事业。真正的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这是有原因的。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没有平等:从打孔孟到如今,讲的全是尊卑有序。上面说了,拿煤球炉子可以炼钢,你敢说要做实验验证吗?你不敢。炼出牛屎一样的东西,也得闭着眼说是好钢。在这种框架之下,根本就不可能有科学
优秀文体的动人之处,在于它对韵律和节奏的控制。
张爱玲的小说有种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她对女人的生活理解得很深刻
所谓幽闭类型的小说,有这么个特征:那就是把囚笼和噩梦当做一切来写。或者当媳妇,被人烦;或者当婆婆,去烦人;或者自怨自艾;或者顾影自怜。总之,是在不幸之中品来品去。
人生唯一的不幸就是自己的无能。
看来文化热这种现象,和流行性感冒有某种近似之处。前两次热还有点正经,起码介绍了些国外社会科学的成果,最近这次很不行,主要是在发些牢骚:说社会对人文知识分子的态度不端正,知识分子自己也不端正;夫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们要向君子看齐——可能还说了些别的。
科学家和圣贤的区别在于,前者不但寻求知识,还寻求知识的证明。
人该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不是别人手里的行货。假如连这一点都不懂,他就是行尸走肉,而行尸走肉是不配谈论科学的。
科学家维纳认为,人在做两种不同性质的事,一类如棋手,成败由他的最坏状态决定,也就是说,一局里只要犯了错误就全完了。还有一类如发明家,只要有一天状态好,做成了发明,就成功了,在此之前犯多少次糊涂都可以。
首先要弄明白是在干什么,然后再决定是不是需要积极和振奋。
OK, Let's pee!总的来说,这个口号让人振奋,因为它带有积极、振奋的语调,这正是我们都想听到的。(简而言之就是、不要被无名的激昂、奋进的情绪鼓动、而是要弄明白里边的真正内容、就想起现在的传销、很多人都是被表面的激昂所鼓动而误入歧途)
伦理道德的论域也和其他论域一样,你也需要先明白有关事实才能下结论,而并非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只要你是个好人,或者说,站对了立场,一切都可以不言自明。
比如我们以前不知道同性恋的存在,是因为我们是异性恋;我们不知道农民为什么非生很多孩子不可,是因为我们是城里人。人类学和社会学告诉我们的是:假如我们真想知道,是可以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