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现代中国的教育已经背离了教育的初衷。西塞罗有句名言：“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竭力做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这句话很不幸成为中国教育的一种弊病。这种弊病源于近代的欧美侵略扩张的影响，满清无能，不能阻止列强的侵略，于是近代变革之士想着为中国改头换面，在各个领域上进行“革命”，教育是其中重中之重。于是他们打倒儒家，提倡实学，这种教学思想成为现代中国教育模式的基石。其实我们都没有注意到，孔子的教育是最接近西塞罗的教育思想的，孔子的教育并不着重于教人技能，也不着重于教人如何改变自己的处境，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素质教育（当然没素质的人也大把），教你如何做人，要积极改变世界，并不是要学生们接受现有的规则。这种教育方式在古代可以体现为私人讲学，但在晚明时销声匿迹。现代中国教育号为义务教育，兴办“官学”，目的不在教人做人，在于日后能掌握技能，为社会服务，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发展是没有尽头的，只有人类灭亡才是发展的尽头，于是社会普遍感觉不满足，想方设法以求最大收益，于是社会的一切围绕着收益来运转，教育机构也是，这对人对教育的认识造成极坏影响。
这与本次事件有何关系？我们看这个周筠的所作所为，不像是搞教育的，反倒像个官僚，这是典型的把老师当官做，伺权凌下，这反映中国选拔教师不重个人品德又无制度监督的一种状况，又反映了所谓导师原本职在“导人”，不应该决定学生之“生死”的错位现状。
有一种舆论认为当事人心理承受能力差，居然不能承受导师的“虐待”。这种思想是没有底线的人才有的，也可以视为是奴役教育成功培育的典型思想，不顾一切只求达到目的。这种人其实是社会潜在的威胁，面对不公，不能维权，又没有勇气对抗，日后一旦拥有一丁点权力，将会施加罪恶于地位低的人，很可能周筠就是这样来的。
中国既然无法保证师资队伍的质量，又无有效的制度保障，何怪乎当事人轻生？孔子之所以能够“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这是因为做“鄙事”是一种工作，其内容并不超出其本职范围，又不侵犯其个人底线。
陶潜之不为五斗米折腰也是一个壮举，当时晋朝盛行浮夸风，赤裸裸的金钱崇拜，陶公毅然辞官隐居，自力更新，这是一路。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只有尊严的未来不是未来，在他想来或许只有自杀一途最合适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