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将至，喜气洋洋之际，却发生了广州宝马车撞人事件，印象中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起恶性事件了，只是这类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喜欢对弱势群体下手。
恶性事件总与报复社会离不开关系，既然报复社会，那就只能将屠刀对着手无寸铁的人，因为强者他们动不了分毫，而弱者就像草芥任人践踏，在绝对力量面前，我们都只是弱者。对反社会性格的人处以死刑，既是对他本人的解脱，也是对伤亡者最好的慰藉，杀人偿命、伤人赔偿，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即使权势滔天也不应该例外，否则人人都将活在恐惧当中。
但是，我今天想说的是，以命偿命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或遏制这种人的出现，请注意，我这里并不是说这类人不该死，而是说这类人太应该死，只是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作为弱势群体中的一员，作为命运共同体，我们是否也应该更加重视这类人作出这些举动的背后的原因，借助一些有力量的组织或人，及时发现“报复”这个可怕的想法，扼杀在摇篮中，不要让悲剧重演，不要再让其他人也遭受一样的命运，不要勾起那些已经遭遇过祸事的人或亲人的痛苦。
在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中，女主之一李大芝哥哥李晓明枪杀了另一女主宋乔安的儿子和其他一起看电影的孩子，男主王涉作为律师，除了想以法律将坏人绳之以法外，更希望能找到各类罪犯犯罪的背后原因，这些原因很复杂，比如父母不和睦、缺乏父亲或母亲一方的管教、被溺爱、被霸凌或霸凌别人成瘾、性压抑等等。作为失去儿子的宋乔安希望李晓明立刻执行死刑以慰藉儿子的在天之灵，利用媒体力量不断向法院施压；作为李晓明的家属李大芝纵然怨恨哥哥做出这个事让父母和自己都活在愧疚中，但还是希望能见哥哥最后一面亲自问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作为理智比感情更重的王涉则希望法院能暂时延迟死刑，让自己去做李晓明的心理建设工作，因为自己也曾经误入歧途，想通过灵魂深处的对话使社会能重视罪犯犯罪的原因，不让悲剧重演。站在各自的角度他很都没错，但站在对方的角度，他们就是天生的矛盾体，注定冲突。李晓明被加快执行了死刑，王涉深受打击，宋乔安觉得十分欣慰，但知道李大芝的真实身份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报复，李大芝及其家人生活在惶惶不安的恐惧和众人的指责中，后来又遇到了有间接性精神疾病的应思聪和其姐姐，还差点被应伤害，在相处过程中渐渐理解了乔安的心情；李大芝及其父母的正式道歉以及他们主动去分享对李晓明的教育帮助王涉分析李晓明行凶的原因的举动让乔安也放下了对他们的执念；王涉则在妻子的鼓励下重新振作，誓要将所有的恶都扼杀在摇篮中，让社会更加美好。
回到主题，正如我之前所说，在广州宝马车撞人事件之前，印象中已经有好几起恶性事件发生过，所有人都只知道犯罪就会付出代价，却很少有人愿意去探究罪犯犯罪的动机和心理，于是这个“李晓明”被解决以后，又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李晓明”。尽早发现潜在的犯罪者，及时进行心理疏导或干预，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不仅需要社会的成员努力，更需要相关机构去努力，比如部分犯罪者是因为缺乏父母管教，这部分犯罪者从小缺乏亲情和对生命的尊重，学校里也是早早地辍学，因此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都缺失，那社会教育层面，是否有机构可以容纳他们，给予他们正确的引导，像是专门的社会教化或监管机构；又比如一部分犯罪者是因为经济困难走了极端，那家人朋友是否可以给予经济和精神支持，社会是否有提供经济来源或者增收的靠谱渠道；事件中这个人有人说是D驾，那是否能通过他找到“药”的交易老巢以及上家、上上家，是否可以进一步加强监管或强制戒，阻断一切可以拿到“药”的通道……
最后，为了防杠，我再重申一下我的观点：报复社会伤害弱势群体的都是人渣，都该偿命；但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相关机构，也应该做一些事，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但很多时候心理健康要更重要，善恶本就是一念之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善与恶的共同体，我们看似离恶很远，实则我们自己可能会变成恶也可能会成为恶的猎物，毕竟人性是最不可捉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