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题

这两天一直在想一篇文章，思绪许久，还是想让这些文字流淌于笔尖

尽管河南大学这个满蕴着灵气的园子静静地恪守在七朝古都开封一隅，却并不妨碍人们对这所百年名校的赞誉和向往。在这里，河大的每一寸土地都能演绎出一段或婉转或刚烈的故事，每一片绿荫都能诉说一段或熟悉或隐秘的历史，每一处回忆都是最难得最珍贵的典藏。

河南大学所在的这座城市，曾经见证过中国科举制度的风云变幻。它既是中国自北宋确立殿试制度的肇始地，又是封建科举制度最后的终结地。开宝六年（973年），宋太祖下诏在这年全国会试落第的考生中选出一百九十五人，与已被录取的进士和各科及第者三十六人，由其亲自主持在讲武殿进行复试，结果及第者达一百二十七人，而原取中的三十六人中反有十人落选。这次因落第进士徐士廉千原主持会试的翰林院学士李昉“用情取舍”而闹得沸沸扬扬的“科举案”，竟成为科举殿试的发端，原来实行的两级考试——各州举行的“取解试”和礼部在东京贡院举行的“省试”，跟着也变成了三级考试。1902年，北京的贡院在八国联军烧杀抢掠中被焚，那年的顺天乡试不得不移到河南贡院举行。接着是1903年的全国会试，各省举子会聚开封。谁知考官忙乱中挂错了号灯，致使考场秩序大乱，参加会试的举子们大哗，迫使清廷取消了沿袭千年的考前点名制，改由举子凭卷入场。仅仅过去一年，清王朝便在革命形势的冲击下和新派人物的压力面前宣布全国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河南贡院那场乱哄哄的考试成为中国科举的最后一幕。

2002年5月，时勇在他编著的《与世纪同行：河南大学九十年》一书中这样写道：“1912年，随着清王朝的统治和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的结束，旧的教育制度也走到了它生命的尽头。在争取自由进步的思潮鼓舞下，有感于曾经辉煌过的河南如今落伍，事半功倍的解救之法即是直接学习欧美。于是，河南教育界的有识之士李时灿等纷纷建议省政府设立专门学校，为向欧美派遣留学生做准备。1912年4月，经河南省临时议会议定，创建‘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从此拉开了河南大学的序幕。1912年8月，时任河南教育司科长的林伯襄正式就任预校的校长。1912年9月，预校第一次招生后开学。因校址比邻铁塔，人称预校学生为‘铁塔牌’。”

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校址就在原来的河南贡院。贡院这地方，往前数到公元955前，曾是后周王朝的国子监，乃当时中国唯一的高等学府。北宋定都开封后，这里仍为国子监。历元、明、清三代，开封为省城七百余年，此地又为中原的文化教育中心。河南贡院建于清雍正九年（1731年），有斋舍考棚九千间，为河南省秀才乡试场所，三年一大比，每次应试者都在两千人以上。但就这样的规模仍不够用，每逢考试，还要”编芦架木为棚“才能容纳众多应考士子。道光九年（1892年），贡院再一次扩大，房舍增加到一万多间。所以人们有理由相信，这块毗邻开宝寺铁塔的宝地，其文脉实际上已经延续了千余年。

当年像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这样的，全国只有三所，另外两所是北京的清华学校和上海的南洋中学。1921年，河南省教育界吁请省议会，通过了创办中州大学的议案，但是由于经费问题没有落实而半途中辍。1922年，冯玉祥任河南督军，尽管他在破除封建迷信上有些过于严厉，但对办学还是很热心的。他把军阀赵倜的全部财产查抄归公，从中拔出一部分款项作为开办中州大学的基本金，使得中州大学终于在1923年3月正式开学。1927年，中州大学又有河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河南省立农业专门学校并入，学校改名为河南省立中山大学，两年后又改名为河南大学。在如火如荼的抗战岁月里，河南大学辗转搬迁数地，老师们在茅草屋中传道授业，学生们在桐油灯下刻苦攻读，即使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师生们仍矢志不渝。1942年，河南大学由省立升为国立，隆重的命名和挂牌仪式就在当时学校的流亡地栾川县潭头镇举行，学生们自发组织各种剧团连续公演数天狂欢庆贺。1944年，经国民政府教育部综合评估，河南大学以教学成绩优异被评为全国国立大学第六名，为中国抗战时期高等教育史写下了悲壮而又自豪的一页。1945年12月，经历了八年流亡之苦的河南大学师生重新回到铁塔下熟悉的校园。新中国成立后，河南大学又经历几次重大的调整，先后易名河南师范学院、开封师范学院、河南师范大学，直到1984年重新恢复河南大学校名。

20世纪50年代初，曾在徐蚌会战中担任国民党徐州”剿总“司令的刘峙——其五十多万大军被解放军歼灭后便让蒋介石给解除了军职，闲居印尼期间写了一本《我的回忆》，在书中讲到他自1930年担任河南省主席，主政河南九年，拨出专项教育经费，修建了河南大学的大礼堂和开封龙亭后面的华北体育场等事情，而河南大学大礼堂在当时被认为是全国一流的建筑。刘峙是蒋介石的心腹将领，素有北伐军中的”福将“、中原大战中的”常胜将军“之称，虽说徐蚌会战中几乎全军覆没，成了解放战争中的”败将“，但他在教育方面的功绩还是应该肯定的。

触摸着由前辈后学们共同谱写的河南大学校史，心头的感受是沉甸甸的。在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中，这些曾经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组成了河大的精髓——著名专家学者如范文澜、冯友兰、董作宾、冯景兰、罗章龙、郭绍虞、罗廷光、萧一山、徐旭生、汪敬熙、杨亮功、余家菊、樊映川、高亨、毛礼锐、姜亮夫、嵇文甫、任访秋等在此任教，校友中如石璋如、侯镜如、张伯声、袁宝华、王国权、赵毅敏、樊粹庭、尹达、邓拓、白寿彝、杨廷宝、赵九章、高济宇、王鸣岐、李俊甫、姚雪垠、周而复、吴强、马可等，都是蜚声中外的专家学者或社会活动家……代代名师，辈辈英才，从河南大学走出的成名成家者不计其数。更有群星璀璨、桃李满园、数十万学子遍布海内外，以各自的奋斗和努力为人类文明、社会进步作出卓越贡献。河南大学正是因为拥有众多名师和优秀学子而赢得了社会尊敬。百年求索，河南大学得益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的浸润，造就与熔铸了深厚广远的”河大精神“——前瞻开放的办学精神，坚持真理、追求进步的精神，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海纳百川、广揽名师的精神。正是靠着这种精神，河大经年而不衰，历久而弥新。

当年的河大人有的已经作古，有的已垂垂老矣，兴衰荣辱悲欢离合已成过眼云烟。但是，沉淀岁月风雨的河南大学依然枝繁叶茂，昂扬于天地之间。那由一代代学子以其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和蹈厉奋进的勇锐精神所构成的一种特殊魅力，那选取《礼记·大学》之中刻于校门之上而寄意高远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校训，已经成为这里脉脉相系的传统。河大一直有着开放的胸襟，古老的校园一直涌动着新思想、新思潮、新文化、新文明的气息，这种涌动在那个清朝的末季很快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冲破了封闭、落后、沉闷、保守的世俗樊篱和封建牢笼。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在象征封建科举制度的贡院旧址上诞生就是最有说服力的昭示。

2004年5月，香港中文大学陈小章教授莅临河大讲学，对河大的发展喟有加，其间写下《再造中国大学》一文。文中道：”她那古香古色的校园、融中西风格为一体的典雅建筑叫我欣喜若狂、流连忘返；而她的坎坷历程和变迁却叫我黯然神伤、感慨万分。就是这样一所大学，叫我神往、激动，让经历过无数次演讲的我第一次站在讲台上语塞。这样一所让我如此动情的学校，就是河南大学。“的确，河大不仅有科学和民主，也用历史和文化，将近百年积淀下来的河大精神或许更厚重于河大本身。就像陈小章所讲：”在河大，最让我感动的是透过厚重的历史洋溢出来的河大人奋发图强的精神。在我的演讲之后，面对提问不绝、求知若渴的新一代河大人，我看到了河大振兴的未来。“

毕竟，河大将近百年的历史还是年轻的。或许到第二个百年在脚下延伸的时候，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河大的精神、河大的传统，将会书写出更加不平凡的百年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