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休养连休养了一个月左右，连部接到上级命令：休养连撤销，所有人员立即分配到新单位去。
作为基层的干部战士，大家并不知道，这时候形势已经非常紧张，军部要尽快撤离皖南，只是撤离的方向还在争论不休。正是这种争论浪费了脱离险境的宝贵时间，并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从而为接下来的皖南事变埋下了致命的种子。
休养连在行政上归军部兵站领导，人员的去向、分配和转运，都要由兵站统一安排和调度，新单位确定后，再去军部相关部门办理调动手续。
1940年11月的一天，兵站负责人找薛世光谈话，就去向问题征求他本人意见。
薛世光说，我是巢县人，巢无地区（巢县和无为县的合称）现在是江北指挥部的活动区域，因此希望能够分配到江北指挥部工作。
兵站对休养连人员的去向安排，本身就没有周密的部署，因为部队正处在大规模的运动之中，这种情况下，一般都尊重个人意愿，只要能方便快捷地安排到位就行。因此，薛世光的请求立即获准，并当场签发了兵站的介绍信。
凭着兵站的介绍信，薛世光赶到云岭军部，在军政治部的相关处室核发了两张正式分配工作的介绍信，一张组织介绍信，一张行政介绍信。行政介绍信上注明了级别和任职，薛世光到江北指挥部任宣传科副科长。
开过行政介绍信后，工作人员注视着薛世光，想了想又说，过江比较麻烦，你拿着这张介绍信，再去找参谋处，让他们给你具体安排一下。
之所以要“具体安排”，是因为薛世光是连以上干部，组织上相对要慎重一些，过江时要有武装护送。而动用部队，就必须要有军参谋处的正式指令。
军参谋处比较繁忙，各种命令在这里汇集，又从这里发出。需要安排转送的的人员很多，要排队等候，薛世光在这里一等就是三天。三天后，薛世光拿到了一封信函。信函是军参谋处直接开给三支队五团的，内容是要求五团负责把薛世光送过江去，这实际上是一纸命令。
至此，所有的调动手续全部办好，但这还不算完。从泾县云岭经过南陵县再到三支队五团所在的繁昌县，全靠步行，路上要走好几天时间，中途要住宿要吃饭，因此还得要在后勤部门领取必要的出差和伙食费，这样又担隔了一天时间。
但在这一天，在后勤部穿梭来往的人流中，薛世光碰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黄昌德。
“嗨！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薛世光激动地招呼着。
“噢！老班长啊，你也在这里？”
意外的相逢，两人都很开心。一年前他们同时在三支队参军，新兵连集训后，薛世光跟随指导员林昌扬进了四连，而黄昌徳等少数几个人另外分配到支队直属的通讯连。
后来薛世光从四连直接抽调到支队司令部测绘室，期间曾打算到通讯连去看望这个老乡战友，但一直脱不开身。紧接着薛世光又去教导队学习，结业后又被调到军部印刷厂，两人相隔越来越远，没想到却在这里相遇了。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交谈中得知，黄昌徳在通讯连由于有点文化，人又灵活，工作积极主动，现在已升任二排排长，支队里一般重要的信函都交给他转送。这次他到军部来，就是来送一份三支队保卫繁昌的战斗总结。现在任务完成，和薛世光一样，也是到后勤部领取回程的路费。
因为薛世光也要去三支队，两人正好同道，路上也不寂寞。碰巧得知另有两位同志也要到三支队去，于是4人结伴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