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的时候，黑云一大片一大片的从天空压下来，堆在老院子前方的黄荆坡上，堆在屋顶上，堆在那一棵高大的泡桐树上。一道亮而刺眼的闪电把小山上的黑云劈得七零八落，紧接着像是有一面大鼓从天际滚落，发出一声脆响后拖着轰隆隆的尾音。
温热的风带了几片焦黄的竹叶和打卷的桉树叶子从院子旁的竹林里挤过来。鸟雀喳喳叫着，有些惊慌失措的归巢；大花狗“呼啦”一下从院坝窜进堂屋里；屋檐下老母鸡“咯咯咯”的站定，翅膀下躲着的毛茸茸的小鸡崽儿，睁着黑而惊恐的圆眼睛，莫名其妙地看着这个有些慌乱的世界。
白剌剌的碎银子似的雨点就这么心急火燎地从黑云里弹下来，把门前的芭蕉叶打得噼啪作响。不一会儿，空气里就弥漫了野草和泥土的气息。母亲站在屋门口，看着这铺天盖地的雨帘说：“终于下雨了呀，再不下雨，红苕藤可就得旱死完了。”她一边说，一边去找桶和盆，雨太大了，陈年旧瓦的屋子，总有些漏雨的地方。
几乎每年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个多月太阳狠毒的光线戳着大地，撕扯开这片土地或大或小的伤口，然后，一场暴雨轰然而至。这样的夜，总会停电，我站在黑暗里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听到那些裂口咕咚咕咚喝水的声音。
这注定是一个让人睡不安稳的夜晚：屋外雨声大作，厨房那边漏雨的滴嗒声，还有屋后枯竹的折断声不时干扰着迷迷糊糊的梦境。天快亮的时候，雨似乎小了一些，我听到堂屋的大门“吱嘎”一声，紧接着一道明亮的手电光从院子里划过。
我起床的时候，母亲还没有回来，便撑了那把黑布面的雨伞跑出院子去看。雨还在疏疏落落的下着，高高低低的冲洗得一尘不染的绿，从田野里漫过来把我团团围住。我顺着院子旁边的泥泞小路往河边的方向走去。暴雨过后，安溪河会发大水，这简直是一定的，水位的高度和时间，决定了我家今年的收成。
母亲去外地偷生弟弟那年，她回村的时候，土地都分得差不多了，而且又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只好接受了这块靠近溪边的近两亩的水稻田。稻田的位置处在小溪与安溪河的交汇处，溪上有座石拱桥，叫龙门桥。稻谷抽穗扬花的时节，最怕大水淹没。我站在邻居家的李子树下，稍一抬头就能看到远处母亲披着蓑衣，戴着斗笠的背影，她和她近旁的那一棵柏树一起，静默的伫立在灰蒙蒙、湿漉漉的苍穹下。那个叫做正沟坡的地方，是一片高地。正沟坡下，是我家的稻田，母亲就那样定定的看着正沟坡下的一片浑浊的汪洋。那么多年，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流泪？
回到家里的母亲，沉默着，煮饭、喂猪。然后说：“稻田淹了，龙门桥都淹了，我去找队长，大队干部来看一下，看看今年能减免多少公粮。”说完就急匆匆的出门去了。
被水淹过的稻子，收成的时候只是一堆空壳。近两亩地的水稻，晒干，偶尔有那么几颗长相饱满的谷粒从风谷车的漏斗里跌落下来，有时候是两箩筐，有时候是半箩筐。即使减免了一些公粮，粮食还是不够吃的。还好，父亲的单位补贴了一些粮票，他把这些粮票换成面条，在每个月回家的时候带回来。但弟弟是个吃“细粮”的人，他爱吃饭，而且只吃干饭，有时候母亲煮了稀饭，就把米汤滗出去，给他留一碗干的。而我却恰恰相反，好吃“粗粮”，每次母亲煮面，我就乐不可支的在旁边看着。家常面，只放了酱油、麸醋、蒜蓉、盐和味精，外加一小勺子猪油，感觉就很美味可口了。冬天的时候吃面，在自家的地里掐上几根火葱苗，碧绿的葱花洒在面条上，就增加了一点儿活色生香的氛围了。
父亲总是爱怜的看着我们说：“吃细粮的人，长大是吃公家饭的命；吃粗粮的人，等你长大了把你嫁到北方去，顿顿都有馒头和面条吃。”
我和弟弟，就在这样精打细算和粗细搭配的日子里长大。但是父母亲，终究是舍不得他们的女儿远嫁，去过天天都有馒头和面条吃的日子。此去经年，在那些平常的烟火缭绕的生活里，我虔诚的对待一饭一蔬，轻易不敢浪费。记忆里的时光琐碎，也从来都不曾老去，下雨的时候，透过雨幕，看到的，永远是母亲披着蓑衣，戴着斗笠，站在正沟坡上的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