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母亲的忌日。如果我母亲至今还在世，那她已是102岁的老人了。如果她今天还在世，那她看到我这个已是退休多年的老人时，必然会悄悄地告诉我，我们的时间过得太快了。但有一点我可以相信，她看到我独自走南闯北，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勤奋的努力，如今有了点“模样”时，那她一定会觉得我这个儿子没有让她白操心。

确实，时间过得非常快。她过世的那年，我已是在军校大二的学生，已经进入了学期末考核阶段。当时她已处在病危状态，父亲觉得必须要通知我了，于是电报一份直接到了我的学生队。那天，我们正处在期末考试最后的半天，几乎全体同学都在忙于期末考试。当我完成期末所有课程考试任务后，非常轻松地走出了教室，大步走回学生队后，教导员直接找到了我，告诉我说，你母亲病危，学院批准请假。回程火车在傍晚，赶紧准备行旅。家事处理后，赶紧归队（当时我们不放寒假的）。

我到家时已经下午近6时了，我疾步走进我母亲的房间，看到她有轻微的呼吸，如同睡着的样子，我还以为她睡着了。我父亲告诉我说，她是昏迷状态，能量不足，吊瓶已经挂不进去了。我靠近我母亲轻轻地呼叫她，告诉她我来了。她眼睛开始动了，微微地张开要看我，我知道她听到了我声音。一会儿，她再没有了动静。她就这样离开了我。我很伤心，现在也很伤心。

我母亲的病，是糖尿病。我父亲在上海工作，把她带到上海看医生，持续了多年，也居住在上海，目的是为了她控制病情。糖尿病这种病，常常被称之为富贵病，如果当年有现在这样的医疗条件，又能得到上海大医院治疗，她应当不会早逝的。那几年，我父亲为我母亲的病，非常操心，照顾得也非常好。因而我也没有因此在学习上受到什么影响。我要感谢我的父亲。

我出生在上海，因为三年自然灾害，被国家动员回乡，以减轻国家的负担，那时我们随母亲回到了奶奶居住的地方。但我父亲一人仍然在当时政策许可的前提下留在上海工作。所以说，我是在我母亲的影响下长大，从感情上来说，与母亲之间的情感更加深厚。这是我一直以来这样评价我与母亲之间的情感。

我小时候，我特别调皮，经常惹祸，我的莫名其妙行为经常让我母亲深感烦恼，除了批、骂和打以外，对我毫无办法。也因此，我比其他孩子上小学早了一年，为什么呢？我母亲想，自己管不了，就让老师去管教。可是我小时候长相属于可爱型，教师很喜欢我，特别是班主任教师，是一位女老师，下课后会过来抱着我四处转悠，有时带我去她家吃个午饭什么的，可能我比其他一年级的学生年龄小了一岁之故。这样，似乎减轻了我母亲对我管教的负担。回想起老妈对我的教育，她真的付出太多了。她如此担心我调皮行为，主要怕我从小学坏。她对我有一种“恨铁不成钢”担忧。

当我1978年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军校后，她真的非常开心。但她不知道军校是什么样子的，也担心我在其中受太多的苦，怕我吃不好睡不香，这些都是在我第一个署假回家时她问我的问题中了解到的。我问她，我结实不结实？我有没有弱不经风？给她看我的两个学期的期末成绩单，问她我的学习成绩好不好，她都非常满意。我告诉她，就放心我吧。他看到我有空时拿起书籍看时，她提醒我回来就不要再看书了。

我记得，在我上初中时，我的床铺边上有一把有历史的所谓“太师椅”，上面放着一只煤油炉，这是我老妈给我“开小灶”的专用工具。每天晚上，她总会给我两只鸡蛋，另外给我半小碗核桃肉，再有一点黄酒。她说，每天早晨坐在床上看书时，把煤油炉点着，放上一口小锅，倒进水，放进核桃肉，加上一点黄酒，水煮开后打入两只鸡蛋。我几乎每天空腹吃下这些当年非常珍贵的食物。我比我弟长得高一点，身体也结实许多，可能也是当年我母亲给我“开小灶”打下的基础。

当我母亲身体变差时，她总在担心我在她不在世上后，没人给我成家。第二次署假，那次回家我意识到我老妈在担心老天爷留给她的时间不太多了。她问我说，为什么不把女朋友带回来让她看看？这一提问让我感到非常突然。军校是不准在校学习期间“谈朋友”，再说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想这些事，再说我们这所学校当时没有女学生，被人称为“男子汉专业”。老妈这么一问我，我得好好地向她解释，不然她会留下心结的。我还和她开玩笑地说，像你儿子才貌不差，怎么可能成不家呢？她还是相信我的，所以也没有因此再难过。而让我始终难过的是，她却没有战胜病魔，等到我成家的那天为我祝贺。

俗话说，没有妈的孩子像棵草。在我看来，这个提法只有失去了母亲的孩子才知道其中的内涵和意识。母亲离开了我已经40多年了，而她的容貌和声音，如今还不时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老妈，我活得好好的，放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