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不少经济学家和市场人士开始反思用“M2/GDP”的比值来衡量货币超发是否合适。M2是存量概念、是逐年累积量，而GDP是流量概念、是每一年新创造财富值，GDP的数值主要是当年新增M2所创造。因此，用“M2年增量/GDP”的比值或许可以来衡量货币效率和投资效率。这个观点最早是傅海棠提出来的（这是一奇人，09年棉花一战成名，个人财富从600万增长到近十亿，山东农民的代表），但傅认为“M2年增量/GDP”的值正好对应了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即货币不是超发而是略有不足。当然傅用这个指标有不完善的地方，即每年新增GDP不仅仅是由当年新增M2创造，也有往年M2的功劳。即便如此，完全拿“M2/GDP”来说货币超发，确实值得再商榷。所以说，如管涛之严谨，虽然在文章中也提出了M2/GDP不能简单说明货币超发，但也没有进一步发挥，没有将其跟经济增长与货币效率联系起来。
但管涛文中提出的“金融资产/GDP”国际比较，说明我国财富积累程度不够，我不太能认可。一方面是金融资产是否能与财富积累划等号，似可再论；另一方面，用金融资产/GDP的比例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程度，这在08年危机之后由定论变成非定论。
事实上，这一指标衡量的是一国“金融深化”程度，具体操作上体现在资产证券化程度。管涛在文章里也说，根据“MM”定理，理论上债券融资与股票融资对公司价值无影响，也就是说，一国的“证券化”程度或者说是“金融衍生化”程度对评判一国经济/金融健康发展的作用还值得再研究。
实际上，即使认可“金融深化”是趋势方向，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阶段性而是结构性，即在该做好“证券化”的地方没有下功夫，如股市的规制化发展、保险业主业的深化广化、各类企业信贷的市场化结构化、大宗商品的资产证券化等，而在不该“证券化”的地方过度证券化，如金融空转、表外理财层层嵌套、同业业务自我循环等。“证券化”的实质是“将具有未来现金流或者是预测具有未来现金流的资产折现，实现权益与风险的转移”。这里有两个关键前提，一是资质良好的基础资产，二是市场各交易主体对“证券化资产”有对“风险-期限-期望回报”的定价能力。美国金融市场在第二点上做的很好，而次贷危机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第一点出了大问题。而我们发展“证券化”恰恰是两点都不具备。中国金融市场本质上是一个以信贷-债权为基础构建的市场，直接融资市场及工具（例如股市及股权衍生品）长期发展不足，同时各种客观因素致使“刚兑”理念盛行，这导致一是真正良好资质的基础资产根本没有证券化的动力，而市场上搞证券化的恰恰是各种次级资产、错配资产和非标。二是由于“刚兑”理念各方在证券化过程中总要求基础资产发行方对收益负责，这使证券化资产的“权益-风险”得不到完全独立转移，并由此产生的“依赖效应”导致市场上各流通环节缺乏独立客观的定价能力。三是经济转型期的资产荒导致缺乏为获取流动性而证券化的动力。因此，我们学美国搞证券化，一方面基础资产先天不足，另一方面实际上是把劣质资产证券化，是风险的衍生化。所以说，用“金融资产/GDP”来衡量金融深化/财富积累程度在评论中国经济是缺乏有效意义的。
事实上，中国金融市场仍然处在机制建设的初级阶段，当前要做的是斩断各种资产尤其是债权资产的衍生化链条，金融去杠杆集中破解同业理财空转与层层嵌套，打破刚兑迷思，加强市场定价能力建设及在此基础上构建金融机构破产制度。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在一些基础性概念上要厘清分歧，取得一致，防止改革过程中的各种干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