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雒宏军
2010年暑假，我到南通参加全国生命化教育研讨会，第一次见到凌宗伟老师，那次会议他是东道主。会后，我在博文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7日中午（2010年7月），我静静地坐在报告厅中间第四排的椅子上，等待着研讨会开幕式的举行。这时，在舞台底下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那不就是凌宗伟校长吗？可是，不忍去打搅他。场内场外、台上台下，他正在忙碌着，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去做，有太多的人需要去招呼。等到开幕式结束了，要准备上课的桌椅，他跳到了舞台上，和老师们一起搬起来，又指指画画，安排位置，不断的有电话打进来，他又去旁边接听电话。学生上课的时候，他比上课的老师还要紧张，在舞台的角落里，坐不稳，站不牢，忐忑不安。
他是个设计者，也是个组织者，还是个行动者，当然，还兼职摄影，抽空端起相机抓拍，晚上、早晨报道会议情况，还有网络直播，一人身兼数职，忙忙碌碌总不见疲惫，将一切都做得周到妥帖。他个头不高，眼光逼人，额头发亮，脚步匆匆，全然不见很多校长步履泰然、老成持重的样子。这个时候，我想到了一种动物：狮子。那个神气，完全是“我的地盘我作主”，当仁不让，只不过，他有些瘦小，没有狮子那般强壮。
这就是凌宗伟校长（后面习惯性称为老凌）给我的最初印象，如果说这是一个表面印象的话，那么随着近十多年的交往，由浅入深，由表及里，慢慢的也发现了很多“核心”的东西，简单来说，他就是一个嗜书如命的阅读者，是一个毫不留情的批判者，是一个信念坚定的行动者。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这些都是“硬核”，成为一种十分显著的特征，把他从普通的教师当中标注出来，从一大堆的校长当中标注出来。最近阅读他的新作《教育的积极力量》，这种感受更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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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老凌来西安讲课，托朋友给我带了一本书，是保罗·弗莱雷的《被压迫者教育学》。有朋友捎书来，这是好事，读了几页，发现文字晦涩，论述繁琐，实在不对胃口，也就搁在一边了。可是，老凌却甘之若饴，一直在啃这些难读的书，有关教育理论的，有关脑科学的，有关心理学的，有关思维科学的，有关信息科学的，等等。光是这本《教育的积极力量》，其中提到的书就可列为一个长长的书单，如康德的《纯粹性批判》、乔尔·斯普林格的《脑中之轮——教育哲学导论》、康纳曼的《快思慢想》、凯文·梅尼的《权衡》、沃勒的《优雅的辩论》、古斯塔夫·庞勒的《乌合之众》、古德莱德的《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奥尔森的《学校会伤人》、瑞克·波斯纳的《收获幸福的教育——一所从不考试的公立学校》、弗兰克尔的《活出生命的意义》、马茨的《情感堵塞：民主德国的心理转型》、保罗·福塞尔的《恶俗》、池谷裕二 中村兔的《大脑也有这么多烦恼》、托诺尼的《PHI：从脑到灵魂的旅行》、克莱·舍基的《人人时代》、马丁·福特的《机器人时代》、洛儿的《大数据主义》、弗兰克·施尔玛赫的《网络至死》、凯文·韦巴赫的《游戏化思维》，等等。当然，更少不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卢梭的《爱弥儿》，以及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这些都是教育经典。
老凌十分推崇阅读，他认为：“阅读，为的是走出洞穴。”“读了，可能会惊讶，不读，有可能永远无法逃离洞穴。”“阅读，会使人孤独，而孤独，有助于反思。”在这里，他用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洞穴寓言”来讲述教师阅读的重要性。但是，读什么更为重要，他提出了自己的阅读主张：“教育者不能只学习教育理论。”“从某种境况而言，书就应该是读不懂的。”“要阅读经典。”当然，也就阅读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如今，不能说人们缺少阅读，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低头族”成了一种社会现象，但是这种流行的碎片化阅读正在破坏着我们的胃口，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我们已经很难再捧起一本书，真正进入其中，认认真真的读下去。所以，老凌身体力行，大量阅读经典书籍，不局限于教育，还有更为宽广的阅读视野，无疑已经成为我们前方的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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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批判”一词，国人十分敏感，似乎被批判了，脸上无光，批判就是对自己的一种侵犯，至于批判者本身也好不到那里去，打铁先得自身硬，你要批判某个观点，自己先要做足功课，要经得起质疑，否则就是自取其辱，更何况大家都喜欢做喜鹊，报丧的乌鸦就不受欢迎，批判者时常被孤立。也许老凌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在书的后记中专门写道：我的理解就是，批判就是为了更好的建设，对批判者自身而言，则是一种自我重建，当然，在许多情况下也是对他者的一种提醒和帮助，以使他者更好地重建。他还引用琼·温克在《批判教育学》中的说法：“批判”不仅意味着批评，批判还意味着能透过表面看到深处——思考、批评或分析。
就让我们来看看老凌在书中对教育的批判。对学校文化建设空心化、形式化的批判，学校文化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更不是依靠专家策划，公司包装出来的，学校文化建设要根植于哲学思考之上；对传统文化进校园的批判，传统文化进校园需要甄别与筛选；对当下效率崇拜，尤其是高效课堂的批判，这使教育的专业性受到挑战，学校生态恶化；对教育“模式化”的批判，各种模式远离教育本意；对将教育简化为训练、照料和控制现象的批判，漠视人格，缺乏体验，缺少批判性思维素养；对德育工作的批判，如果不注意克服学校教育的弊端，教育是会伤人的。可以说，《教育的积极力量》的各个章节都是从批判开始的，但是这些批判是专业的、深刻的，很有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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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完整的行程来看，批判的提出只是走完了一半的路程，提出富有建设性的观点，并付诸实践，这才是前进的整个过程。老凌长期工作在教育一线，后来又做校长，最后成为教育研究者，站位不同，视角不同，观念有所差异，却一直是一个信念坚定的行动者。早在通州区二甲中学做校长的时候，他就提出了“今天第二”的行动文化建设。“今天第二”一方面来源于学校所在地二甲镇，吸纳了地域文化特色，同时又自然会有“‘今天第二’，那么明天呢？”这样的追问，前有标兵，后又追兵，不进则退，从而形成文化推进力。从学校文化的哲学思考——到学校文化主题建设——再到师生的行为文化，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办学理念行为体系。正是在对前期学校文化建设的批判、反思、建设的基础上，才形成学校新的文化理念，才会有新的发展。
毫无疑问，今天的教育存在很多问题，引发的各种批评从来就没有间断过。项贤明教授提出，中国教育改革陷入困局，是因为用错误的方法，去解决虚假的问题。他认为目前为止，至少三类问题是混淆的，一是把社会问题等同于教育问题，如高考问题；二是把管理问题和教育问题混淆，如马加爵事件；三是把政治问题和教育问题混淆，如教育均衡。由此来看，教育改革的行动点非常重要，最怕的就是人云亦云，缺乏对教育规律的尊重和对实际情况的考量。比如关于传统文化进校园，老凌提出，必须有一个“窄化”和“精确”的过程，即经过科学、严谨、细致的筛选，符合现代教育教学论和伦理观，同时又有助于开启智慧的思想结晶或操作途径。一般说到文化，都是“传承”，老凌还提出了文化创新问题，要实现文化“增值”。对于诸如“高效课堂”之类的课改，老凌的行动原则是：局长、校长和教师都要有边界意识，不能相互越界；课改是课程改革，不是简单的课堂改革，不是仅仅为了“看得见，摸得着”；即便是课堂教学改革，也要处理好“感性”和“理性”的关系，在关注外显氛围的同时，更多关注学生心理活动氛围的构建，其价值取向是帮助人的心智的成熟；更重要的，课堂教学模式是个体性的，这是常识。
最后，用刘庆昌教授的一句话来做个总结：凌宗伟先生永远不会忘记教育是一种“做”，但他期望的“做”是想明白之后的做，只有这样的“做”才能从人的心理本能和日常经验的藩篱中突围出来。要把教育想明白，就需要读书、思考，需要有批判精神。教育，需要在批判中前行。
发表于《教师报》2019年5月8日“悦读”版，发表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