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见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曾国藩所讲这则箴言，是为人生大成之规律，违之则无可成就卓越杰出之人生。首在“有志”，中在“有识”，尾响“有恒”，文思缜密，逻辑应然。慎而思之，最在“有识”。一个“识字”，何以了得？
我们知道，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人是“各有其志”的，“不甘为下流”，是“志”之底线，“登顶珠峰”，可为至上。在“底线”与“顶峰”之间，可谓各有“峰峦叠翠”，故而，“有志”是不可一之的。“有恒”，旨在锲而不舍、持续不懈，然而，人多有“满足”“满意”之时，何况人生的“马拉松赛跑”越到最后人越少是自古及今的“现实”，中途退场的更是不鲜见，所以，“有恒”也是难以一个尺度而论的，“劳逸结合”“张驰有度”亦为现代生活的律则。因而，“有识”的价值就凸显了，也是当代社会生活中最该强调与彰明的。
何谓“有识”？怎样才能视为“有识”呢？我以为，曾国藩这则箴铭即为经典范式的“有识”，谁可否认？必须要指出和注意的是，“有识”不在于有常识，也不否定有知识，其最在于真知灼见——正确而深刻的认识和高明的见解，而不是一得之见，更不是人云亦云；最强调远见卓识——远大的眼光和卓越的见识，而不是一孔之见，更不是一知半解。
“没有人性的政治。没有思想的崇拜。没有人文的科学。没有道德的商业。没有良知的知识。没有真实的历史。没有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的幸福。没有劳动的富裕。没有制约的权力。”这就是孟德斯鸠所讲的“毁灭人类的10种事”。这不最是真知灼见吗？
“伯夷叔齐的志气，就是王静安先生的志气！违心苟活，比自杀还更苦；一死明志，较偷生还更乐。”对于王国维先生自沉北京颐和园昆明湖，有专家作如此生死哲学的慨论。这不是深情切思的洞见吗？
凯恩斯指出：“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们的思想，不论它们是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他们统治着。讲求实际的人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的影响，其实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的经济学家或哲学家的俘虏。……我确信，和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是被过分夸大了。不论早晚，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试问，谁能超越这样的远见卓识呢？他不是同时精辟而准确地回答了什么是“有识”吗？“有识”，就是有思想，最在有系统的思想——对思想进行系统思想之后的思想体系。《曾国藩家书》不最是一个思想体系吗？其中的每一个思想单元，不是自有其逻辑之力量吗？
何以“有识”？特别是拥有属于自己的真知灼见和远见卓识？我想，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缪钺先生在评述王国维时的一句话，无疑是为我们揭示了真谛：“王静安少治文学哲学，所祈向者，乃‘深湛之思，创造之力，一旦集于吾躬。’”我们，亦当如此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