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洞大槐树与南宫
张范津
写这样一篇文章，当首先按照题目设定的范围先说槐树，再说“大槐树”。
“槐”《说文解字》曰“木也。从木，鬼声。”这是最本真的解释。槐即槐树，有生命，无意识、无情感，是一种普普通通的木本植物。然而自从使其与官、与士产生了关联，便把原始社会本来就有的木石崇拜，带入了其后的新的时代，使槐树有了非常复杂的社会观念内容和独特的文化蕴涵，进而神化为人们崇拜的对象。
据专家考证，先秦是将槐树作为社树以别封地的，在《白虎通义·社稷》篇中即有“《尚书》亡篇曰太社唯松，东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的记载，此时槐树虽承担了区别社坛方位和大小的任务，但它的社会政治属性并不明显，做个蹩脚的比喻，那时的槐树似乎仅相当于现在的里程碑或地名牌而已。而典籍中对槐赋予社会属性的最早记载当是《周礼》，《秋官·朝士》篇载：“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后。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后。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长众庶在其后。”汉郑玄注:“树棘以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剌，象以赤心三剌也。槐之言怀也，怀来人于此，欲与之谋。”由此观之，周廷外种的那三棵三公面向而立的槐树，当然就是朝廷所植的社树，也就成了宫廷之树。由此便使“槐”与“官”产生了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使槐成了官职的代名词，形成了汉语语境中独具特色的槐-官相连的词汇。如宰辅执政大臣，曰槐鼎；三公之位，曰槐位；三公九卿，曰槐卿；有声誉的公卿，曰槐望；三公的宅第，曰槐第；皇帝的宫殿，曰槐宸；宫廷，曰槐掖等等。南宫市委市政府所在地前广场两侧的绿化带中，也种植了数棵槐树，其实就是中华文化的一种默默传承。
其后据古代地理书籍《三辅黄图》载，汉代长安有九大市，其中“仓之北，为槐市，列槐树数百行为队，无墙屋，诸生塑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记、笙磬乐器相与买卖，雍容揖让，或议论槐下”。自此，便使槐与士——知识分子又产生了关联。而士本能的求仕求官的追求，也正契合了人们先前赋予槐的社会政治内涵。于是湖南岳麓书院有了“潇湘槐市”的匾额，南宫儒学馆有了“古槐插汉”的景名，实际上无非是在表明湖南文人甚多，希冀南宫的文人学士尽快步入更高层次的社会政治领域。
据说，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的植槐盛世，京城长安槐树如林，京都至全国各州府的大道两旁也遍栽槐树，尤以长安到洛阳的两京大道林荫最为壮观，现存古槐中许多为“唐槐”。并且还引出一个“槐花黄,举子忙”的民俗口语。
以上乃关于槐树的阳春白雪的说法，如赵树理之“文坛”说。其实更具群众性的还是“文摊”上的“槐神”传说，以及古槐迁民或曰洪洞迁民的演绎。关于“槐神”传说，我们这一带最熟悉的莫过于“黄粱梦”的故事了，既然槐树经过百年、千年的修炼已成仙成神，就必然受到膜拜和保护，最常见的就是在老槐树下或旁边搭建一座小庙或高台，四周的居民都向它烧香磕头，祈求保佑，请赐丹药的场景。据史载，春秋时齐国还曾制定了非常严苛的槐树保护规定，曰“犯槐者刑，伤槐者死”（《列女传·辩通·齐伤槐女》）。其实，保护古槐真正有效用、起作用的措施还在于民间泛神论的传统，不少古槐正是由于被民众奉上神坛，而受到自发、自愿的保护才存活至今的，当然这其中表现的是祈福的诉求，但冥冥中潜藏更多的却是避祸的想法，主要是生怕由于对古槐不敬而招致不测。据统计，目前南宫市百年以上的古槐37棵，其中11棵列入《邢台市古树名木》目录，1级古槐9棵。最悲催的是城内西街王家豪李家的一棵古槐，在拆迁过程中被“拆”了。就这样，能够证明南宫悠久历史的“唯（一）几”的物证被铲除了。为了经济发展，为了城市建设铲除一棵、几棵甚至几十棵、上百棵树，都不足为奇，更是不足为念的，但对于古树则确实应该慎之又慎，且不说有《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挺在前面，更要命的是，它对于城市历史文化建设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作为城市悠久历史的见证，古建筑拆了、古树木刨了，让谁去承载那悠久的历史？把这个重任真的就交给将来的考古工作者吗？新建的钢筋水泥丛林，与在任何一块土地上选址所建的新城又有何异？又谈何历史？若是这样，哪里不是历史悠久？哪里不是自地球形成时就有呢？
言归正传，那就该说洪洞大槐树了。大槐树位于洪洞县城古槐北路贾村西侧，此处原为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兴建的一座寺庙，曰广济寺，“寺旁有一株‘树身数围，荫遮数亩’（民国版《洪洞县志》）的汉槐，贯通南北的古官道从树阴下通过。汾河滩的老鹳在大槐树上构巢筑窝，年长日久，老鹳用蒿枝草叶等构垒的大如车轮的老鹳窝在大槐树上星罗棋布，甚为壮观。明初移民时，官方便在广济寺和大槐树下设局驻员，集中移民，编排队伍并发给‘凭照川资’。当所移之民启程时，依依惜别，不忍离去，走了好远频频回首，只能看见大槐树和大槐树下的老鹳窝，为此，大槐树和老鹳窝就成为惜别家乡的标志，几百年来传来传去，有的就将大槐树及老鹳窝误传为村庄了。”（《山西洪洞大槐树》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因此便有了“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这段古槐迁民的图腾式语言。寻着这四句话，有着迁民背景的人们便找到了自己的祖上，知道了自己的根脉。
古槐迁民是一个不争的史实，在中国迁民史上，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迁出地，大概非山西洪洞大槐树莫属了。但由于历史上的迁民不是个例，“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发生过的人口迁移的次数不胜枚举，有过迁移行为并符合移民条件的人口数以千万甚至以亿计”（《中国移民史》第一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1页）所以古槐迁民并没有引起史学家们的关注，直到口口相传形成舆论，民间开始动作——民国初，在洪洞景大启、刘子林、贺柏寿三位乡贤的倡导组织下，洪洞县在迁民古迹处建碑立亭后，才激发起了史学家们的兴趣。据考证，古槐迁民的原因不外乎元末明初战乱、水旱虫疫的频发，造成中原争战地人口大量减少，“靖难”之后河北之域人口及农业生产状况更是雪上加霜，“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人力不至，久致荒芜”、“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六十一），重演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剧。以至“靖难”之后永乐皇帝几次下诏埋葬露野之骸骨，洪武三十五年七月诏曰“所在城市乡村，凡有骸骨，有司即为收殓埋瘗（音义，掩埋，埋葬），毋致暴露”（《明太宗实录》卷之十上），永乐元年二月“瘗战地暴骨”（《明史·成祖本纪二》）。《明太宗实录》卷之十七上则记曰，永乐元年二月“上以兴兵以来江淮及中原之人，馈运（运送粮食）战斗死亡者众，而暴骨原野多未埋瘗，命礼部暨都督府分遣人巡视，督所在官司瘗之”。正如明太祖所言“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初建的大明王朝确实到了非迁民无一救其难的境地。于是便有了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开始，至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结束，历三朝50年的18次大迁民，其中洪武年间10次，永乐年间8次。
正是在这股迁民大潮中，南宫作为重要迁入区与洪洞县、与大槐树有了血脉相连的关系。对此，自嘉靖创修以来的六版《南宫县志》均有记载。如嘉靖版《南宫县志·里甲》记曰：“永乐初，四方之民流寓于此，遂家焉，谓之顺民。其税有粮无草，以示优恤。”又记“永乐间云雷初定，榛莽弥望，迁山西高平、长子诸县民四百余家，听其开垦荒地，以为永业，是谓迁民。”由此可知，民间意义上的迁民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流民，一是迁民，明初南宫接纳的既有流民也有迁民。
流民一般是由战乱、疫情、水旱灾害等造成的，是无目标、避难逃荒式迁徙，即县志中所谓“流寓于此”的，这样的家庭优恤无多，在税负上和当地“土著遗黎”比较，“有粮无草”，缴纳公粮是不可少的，只是没让负担马草。而迁民则是由政府主导，有目的、有目标的迁徙。因为他们是按政府指令迁来的，所以“听其开垦荒地，以为永业”，即在一个有限的期限内不收任何税费，并且任其所能，开垦的荒地全部归己，这个优恤是具相当诱惑力的。之后的万历志也记载了明初迁民南宫之事。《赋役志》记述内容与嘉靖版《里甲志》完全一致。而《事记志》中则增添了新的内容。“永乐三年夏五月，徙山西潞安等州县民于南宫县，拨田安业。先是山西民申外山等，诣京上言，本处地硗（音敲，地贫瘠不肥沃）且窄，岁屡不登，衣食不给，乞分丁于北京、广平、清河、真定、南宫等宽闲之处，占籍为民，拨田耕种，依例输纳，庶不失所。从之，仍免田租一年。于是高平、长子民迁南宫者四百余家。”其后的康熙、道光、光绪、民国志均述及此事，且与万历志相同。
然查1962年度科学教育计划项下资助项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的《明太祖实录》关于申外山诣京上言，乞分丁北京┄┄南宫占籍为民事的记载发现，此事在发生年代的记载上与南宫志是有差异的。《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六记曰：永乐十五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申外山等，诣阙上言：本处地硗且窄，岁屡不登，衣食不给，乞分丁于北京、广平、清河、真定、冀州、南宫等宽闲之处，占籍为民，拨田耕种，依例输税，庶不失所。从之，仍免田租一年。”对此1986年11月洪洞县志办公室编印的《洪洞古大槐树志》、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的《山西洪洞大槐树》，也是按永乐十五年五月引记的。南宫万历志及以后各版县志载永乐三年夏五月迁民之事是否有误，自不待言。应该指出的是，永乐十五年的迁民，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迁民了，不是对“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之地的拯救，因为此时明成祖继承大统后，通过休养生息，恢复生产，中原地区的活力已经有所恢复，以前的宽闲之地几成富庶之地。为了弄清古槐迁民对南宫村落发展的影响，我对照《南宫市地名志》，逐村进行了检索分析，意想不到的是，永乐十五年五月尽管指名道姓要迁民南宫，但从地名志记载看，永乐十五甚至十六年从山西洪洞县迁民南宫的仅大村乡白家庄一个村，“据传，该村原名东阳堡。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白明从山西洪洞县迁来定居，后白氏人口繁衍，户众人多，改名白家庄。”（《南宫市地名志》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207页）之后尽管仍有迁民，但均与洪洞迁民无关，由此可以说在南宫白家庄乃“洪洞迁民最后村”
另外，《南宫市地名志》中记载了439个自然村的建村历史，与明朝山西迁民有关者269个，占总村数的61.3％，其中257个自然村确指全部或部分是从洪洞县迁来。这些村共涉及安、白、班、崔、程、陈、曹、常、柴、杜、丁、邓、董、尔、冯、范、傅、丰、房、关、高、葛、古、巩、盖、国、甘、侯、胡、郝、黄、赫、贺、靳、贾、吉、菅、孔、康、路、李、刘、卢、梁、陆、栗、冷、孟、马、聂、潘、庞、彭、乔、乞、秦、邱、祁、宋、尚、师、苏、石、孙、史、邵、田、唐、陶、王、温、魏、吴、薛、邢、谢、夏、许、徐、尹、杨、阎、郁、于、云、殷、攸、周、张、赵、朱、郑、庄、邹、翟 等95个姓氏。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迁民时间最集中的不是永乐十五年或之后，而恰恰是永乐二、三年间，这期间共有166个村或接受了洪洞迁民，或由洪洞迁民直接新建了村庄。如我们家清末编修的族谱就有这样的记载“始祖兰，原籍山西洪洞县，大名永乐二年迁直隶冀州南宫县城东孝子张家庄，世居数代，至康熙年又迁居北关。”而查找有关资料，永乐二、三年间又没有确切的史料能说明为什么此间这么集中的从洪洞县来这么多迁民。不过尽管这样，却不影响不少南宫人对自己先祖在山西洪洞、在山西大槐树的确信。
（2015年8月10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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