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2014.9.19《运城日报》,2014.10.20《山西法制报》,
《山西新闻网》http://www.sxrb.com/sxfzb/shanban/4189263.shtml)
隋朝时，河东郡出了一位历史上著名的法官——赵绰，他官至大理少卿，相当于现在最高法院副院长。赵绰的出名，在于他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多次犯颜直谏，护法不畏死。
赵绰，字士倬，河东郡蒲坂（今运城永济市）人，生于西魏，卒于隋文帝仁寿时。
赵绰在北周时任天官府吏。北周效《周礼》六官之制，六官即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其中天官的长官为冢宰，“五府总于天官”，就是说地官司徒府、春官宗伯府、夏官司法府、秋官司寇府、冬官司空府都得接受天官冢宰的命令，天官冢宰为百官之长，相当于后世宰相了，天官府吏就是宰相府的属吏了。“宰相家人七品官”，天官府吏级别不高地位高，而且接触层次不一样，容易被发现和任用。果不然，不久赵绰因为恭谨恪勤，被擢升为夏官府下士。“六官”的属官有上、中、下大夫，上、中、下士。下士是“六官”属官中级别最低的，但这毕竟是由吏而变成官了。官由国家任命朝廷发俸禄，进入品级体系，吏只是官的私人雇员。赵绰是有才能的人，稍后，又以明智干练，升任内史中士、掌教中士，内史掌起草和宣行诏令之权，掌教主管教授。
隋文帝杨坚在北周当丞相时，他知道赵绰为人清廉正直，便擢赵绰为录事参军，负责总录众曹文簿，举善弹恶。后迁掌朝大夫，负责内外朝仪。再后赵绰跟随是云晖平息少数民族叛乱，“功拜仪同，赐物千段”。 北周府兵制，大将军下面是开府将军，简称开府，全称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开府将军下有仪同大将军，简称仪同，全称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仪同将军统领千人，相当于现在军队团一级主官。
杨坚受禅当了皇帝，建立隋朝后，就任命赵绰为大理丞，赵绰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法官职业生涯。
大理寺负责官吏犯罪及平民死刑的复审，设置卿和少卿各一人作为正副长官，下设正、丞、主簿、录事等官职 。在大理寺，赵绰处理案件公平允和，连年考核第一，很快就升任大理正。大理正，位置级别仅次卿与少卿，是大理寺下直接审理案件的官员中品级最高的，负责审理具体案件或出使到地方复审案件。不久，赵绰转至尚书省任都官侍郎（刑部侍郎）。都官（开皇三年改称刑部）是尚书省所属六部（吏部、礼部、兵部、刑部、民部、工部）之一，刑部掌刑政司法，负责审定各种法律，复核各地送部的重大刑名案件，会审“监候”的死刑案件等。刑部尚书是刑部的主官，下设刑部侍郎2人，刑部侍郎相当于现在副部级了。刑部期间，赵绰因为审理梁士彦等谋反案有功，受到隋文帝赏赐。
按赵绰当时的地位，常常需要直接向隋文帝汇报案件，每次汇报案件时，赵绰神色庄重、态度严肃、言语刚直，因而受到隋文帝的赞赏、信任和器重。
隋文帝算是一代贤主，他统一全国，结束了南北朝战乱局面，北击突厥，稳定边境，开创科举选官制度，制定官制和法律，发展经济，开创了开皇盛世。隋文帝受法家传统影响较大，隋初，即命高颎、郑译、杨素、裴政等人，参酌魏、晋及齐、梁旧律，改定新律；开皇三年又命苏威、牛弘等人删繁就简，修改《新律》，以期“权衡轻重，务求平允，废除酷刑，疏而不失”，完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开皇律》。《开皇律》上承汉律之源流，下开唐律之先河，因之又为宋、明、清各朝所沿用，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隋文帝本人留心治道，勤于政事，不惮疲劳，至于日旰忘食、夜分未寝。唐太宗李世民评其：“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隋文帝事必亲躬，常常亲自断案，基本能听谏纳言，但也常常执意专行，性易怒，用刑失之严酷。
当时偷盗、抢劫犯罪屡禁不止，隋文帝准备对偷盗、抢劫犯罪加重处罚。赵绰直言进谏：“陛下遵行尧舜之道，应宽以治世；何况法律是天下百姓最信任的，怎么可以失去这种信任？”文帝这一次欣然接受了赵绰的意见，并对赵绰说：“你还有什么听到、看到的，应当一一告诉我。”同时，擢升赵绰为大理少卿。古时商鞅变法，徙木立信，立的就是法律的公信，赵绰站在维护法律的公信力的高度，及时谏止了隋文帝法外任刑，这里面包含了“罪刑法定”的现代刑法思想。
文帝曾经盛怒之下欲在六月份杖杀罪犯，大理少卿赵绰坚决反对，与文帝相争：“盛夏季节，正是天地间万物生长之时，不可以在此时杀戮。”文帝回敬说：“六月虽然是万物生长的季节，但此时必会有雷霆；我效法上天行事，有什么不可？”于是杖杀罪犯。这一次，赵绰的谏争未被接受。
大理寺掌固来旷曾向文帝举报：“大理寺断案，定罪量刑太宽。”文帝认为这是固来旷忠心和耿直的表现，予以嘉勉。固来旷接着又举报大理少卿赵绰随意减免刑罚、释放囚徒，文帝便派近臣去调查推究，其实并无偏袒放纵之事。文帝很生气，下令处斩固来旷。赵绰却一再与文帝相争，认为固来旷不应当受死。文帝拂袖而退，赵绰谎说：“臣还有其他事未来得及上奏。”文帝诏其进入内殿，赵绰再拜说：“臣有三条死罪，一是身为大理少卿，不能管理好属下，使固来旷触犯了国家法律；二是人犯罪不当死，而我却不能以死相争；三是臣本无他事，却谎言求见。”文帝脸色稍缓，当时独孤后在坐，命令赏赐赵绰两杯酒，并连金酒杯一并赐给了他。固来旷随后得以免死，流放广州。固来旷案件中，赵绰非但没有依仗特权以泄私愤，反而以直报怨，依律办事，其行为不单完全符合儒家的道德观念，更是体现出法家“一决于法”的执法原则。
又一次，降隋的陈朝名将萧摩诃之子萧世略在江南作乱，按律萧摩诃应当连坐，隋文帝有意宽宥，说：“萧世略年纪未满二十，有什么能为！因为其是名将之子，所以被他人威逼利用而已。”以此赦免萧摩诃。赵绰执意上谏认为不可，文帝见不能改变赵绰的意见，就想支走赵绰后再释放萧摩诃，便让赵绰下去吃饭。赵绰知道文帝的想法，坚持说：“我呈报的案件还没有决定下来，不敢退朝。”文帝只好来硬的了：“那司法官是为了等我特赦萧摩诃吧。”随即下令左右释放了萧摩诃。赵绰虽然没有谏阻成功，但他严格执法，敢拂上意，这种“唯法不唯上”的信念，既是法官应有的执法理念，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职业操守。
刑部侍郎辛亶曾经穿了红色裤子，民间风俗说穿红色裤子可以官运亨通；隋文帝认为是蛊惑行为，责令把辛亶处斩，赵绰说：“根据法律不应当处斩，我不敢接受你的诏令。”文帝非常恼怒，对赵绰说：“你怜惜辛亶而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吗？”命令左仆射高颎将赵绰带下去斩首。赵绰从容对答：“陛下宁可杀臣，不得杀辛亶。”赵绰被押出朝堂，解衣问斩时，文帝又派人问他：“现在有什么说的吗？”赵绰说：“我一心公正执法，不敢怜惜一死！”文帝拂衣进入了后宫，过了很长的时间才传令释放了赵绰。第二天，文帝向赵绰道歉，并赐物三百段以示嘉勉。要知道，隋文帝到后来，用法严酷，不依科律，喜怒无常，多次殿庭杖杀大臣，一次仅仅因为御史未纠劾武官衣饰佩剑不整，认为其任意纵舍，下令立即处死御史，谏议大夫上谏阻止，也被一同处死。因此说赵绰的每一次谏诤都是冒死护法，绝不为过。
当时，隋文帝下令不准使用私铸的劣质钱。有两个人在市面上以劣质钱换好钱，被京城巡逻的禁军抓住后上报文帝，文帝下令一律处死。赵绰进谏说：“这两个人所犯的罪按律应处杖刑，处死他们不合乎法律。”文帝说：“不关你的事。”赵绰说：“陛下不认为我愚钝不明事理，才安置我执掌司法刑狱。现在陛下要任意杀人，这怎么说不关我事？”文帝说：“当撼不动一棵大树时，就应当知难而退。”赵绰答道：“臣希望能感动上苍，不要说撼动大树！”文帝接着说：“喝汤时，汤太热要先放一放。天子的权威，你想摧折吗？”赵绰跪拜向前还要争辩，文帝呵斥他也不肯退，文帝于是起身回宫。治书侍御史刘彧其时也直言上奏极谏，文帝才从谏而止。柳彧，字幼文，隋河东解（今山西运城）人，文帝曾称赞他：“柳彧正直士，国之宝也。”
隋文帝因为赵绰忠诚正直，常常宣他进后殿交谈，有时文帝与皇后同榻而坐，就让赵绰坐下评论朝政得失。前后赏赐赵绰的财物累以万计，后来进位开府。当时，另一位河东人薛胄，任大理寺卿，相当于现在最高法院院长。两人都以公正宽厚而出名，薛胄断案根据情理，而赵绰断案严守法律，两人都很称职。薛胄，字绍玄，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人，袭爵文城郡公，历官上仪同、司金大夫、加开府、检校庐州总管事、兖州刺史、郢州刺史、卫尉卿、大理卿、刑部尚书。
政治和法律有着说不清的关系，在文帝看来，赵绰当了20余年专职法官，既直又迂，缺少政治家的权变，所以虽然很亲信他却并不提拔他，常常对赵绰说：“官爵、财物，我对你从不吝惜，可是你的骨相不该显贵啊！”
文帝仁寿年间，赵绰逝于任上，时年六十三。文帝为之悲痛流涕，从宫中派出使者吊祭，让专管朝廷庆贺吊丧赞导之礼的鸿胪寺监办其丧事。
赵绰与文帝，其实质是法律与皇权的关系。文帝眼里，法律就是自己命人制定的，自然皇权大于法律；赵绰则试图用法律来约束皇权，这自然便发生矛盾。赵绰护法的出发点是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这种历史的局限性亦属正常。关键是，赵绰身上那些司法者应有的操守和品格，具有跨越时代的属性，确实值得当代司法者对照和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