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 ---《目送》
我有一种乡下人特有的愚钝。成长在乡村海畔，不曾识都会繁华，十八岁才第一次看见同龄的女生用瓶瓶罐罐的化妆品，才发现并非所有的女生都和我一样，早上起来只清水素颜。在台南的凤凰树下闲散读书，亦不知何为竞争和进取；毕业后到了台北，大吃一惊，原来台北人人都在考托福，申请留学。
这种愚钝，会跟着你一生一世。在人生的某些方面，你永远是那最后“知道”的人。譬如，年过五十，苍茫独行间，忽然惊觉，咦，怎么这么多朋友在读佛经？他们在找什么我不知道的东西？
表面上毫无迹象。像三十岁时一样意气风发，我们议论文坛的蜚短流长，我们忧虑政事的空耗和价值的错乱，我们商量什么事情值得行动、什么理想不值得期待，我们臧否人物、解析现象、辩论立场，我们也饮酒、品茶、看画、吃饭，我们时而微言大义，时而聒噪无聊，也常常言不及义。
可是，没有人会说：“我正在读《金刚经》。”
会发现他们的的秘密，是因为我自己开始求索生死大问，而愚钝如我会开始求索生死大问是因为父亲的死亡，想海上突来闪电把夜空劈两半，天空为之一破，让你看见了一生从未见过的最深邃的裂缝、最神秘的破碎、最难解的灭绝。
我们的同代人，大隐者周梦蝶，六七岁时北大人问到远大志愿时，说的是：“我只要这样小小一小块地；里头栽七颗蒜苗，就这样过一辈子。”梦蝶今年八十六岁了，过的确实就是“一小块地七颗蒜苗”的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