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问题在今年“两会”引起了各方面的浓厚兴趣和高度关注，新华网也发布了相关文章《给学生减负，国家这次动真格了！》，内容是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就“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文章末尾还提出了大口号，“坚定不移地推进减负工作”。

中国真正开始落实减负要追溯到1988年5月的《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这份规定简单来说就是要求做到：“一年级不留书面作业，二、三年级每天课外作业量不超过三十分钟，四年级不超过四十五分钟，五、六年级不超过一小时”，“要同家长配合，保证学生每天有足够的睡眠”，而《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是由教育部拟定的于2013年8月22日起实施的文件，规定细则包括：阳光入学、均衡编班、“零起点”教学、不留作业、规范考试、等级评价、一科一辅、严禁违规补课、保持体育锻炼、强化督查。可以看出在本质上差别其实不大，无非表象的减少作业、减少考试，但是从本质上看中高考制度不变，名校不变，选拔制度不变。

事实是，减负20年间，家庭的教育负担不但没降低，反而增加了：课本内的“超纲”内容，学校不教了，但“点招”需要，只能到课外的培训机构学，后果是家长们不得不花额外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去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据统计，2016年课外辅导行业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参加学生规模超过1.37亿人次，辅导机构教师约700万至850万人。我国参加课外辅导的学生约占全体在校学生总数的36.7%，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更是高达70%。2017年，各重点教育培训品类在已有学前用户中的渗透率为：兴趣素质64.0%，儿童启蒙知识52.5%，英语46.5%，游学13.5%，数学8.0%；平均每个家长让孩子参加过2种课外辅导。在已有K12用户中的渗透率为：英语81.4%，兴趣素质52.8%，数学46.9%，语文22.0%，游学20.1%；平均每个家长让孩子参加过2.6种课外辅导。

有那么多家长趋之若鹜的为孩子报了名目繁多的补习班及兴趣班，究其因不外乎两点：一、教育资源的不平衡。减负十条的第一条就写到“各地要在大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同时，严格实行免试就近入学，招生不依据任何证书和考级证明”，但事实上，以深圳为例，同为深圳的小学老师，特区内的老师比特区外（关外）的老师每月多出的一部分特区补助就导致了教师资源分配的差异，如何做到教育均衡发展？华强北的宝树台，均价79500元，仅因为有省一级小学荔园小学和福田区重点中学红岭中学这两个学校学位，号称一天内就成交了60套。为了能够就近入学，稍有能力的家长就花高价买下了学位房，这还是在同一个城市的差异，放眼全国甚至全世界，这个差异就更大了，以高考为例，20年前，高考分数500分的北京同学就可以和高考分数600分的河南同学上同一所大学同一专业，这种现象20年后的现在还依旧存在，不促进义务教育学校均衡发展，不推进中高考制度改革，差异会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上一流学校又对孩子教育有所期待的家长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希望在课外通过补习班减少这个差异，而对收入不高的家庭来讲，也就更一步扩大了教育的不平等性，减负只是空谈。

二、知识体系更新太快。大学毕业超过五年的人都不敢说自己在大学期间学习的知识是有用的，而现在我们所学的知识可能在几年后就面临着淘汰，学习能力才是更应当掌握的技能。同时，由于人工智能的出现，未来社会的发展是超乎想象的，未来的大部分工作都可能会由机器代替，人类能够担任的是一些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及一些需要创造力、思考能力和审美能力或需要一些感情投入的工作。减负只提出了“不留作业”、“等级评价”、“严禁违规补课”等等的一些规定，却没有任何提高学习兴趣、提升学习能力的以及提高情商等的相关措施。对家长而言，减负省下来的时间及精力也不能放任的花在各类电子产品上，通过补习班等手段使孩子保持在一个相对的学习状态从而提升学习能力，通过兴趣班希望发掘孩子的兴趣爱好从而提高情商或创造力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作为一个小学适龄童的妈妈，我是焦虑的，我的焦虑使我不敢喊着减负的口号拿孩子的未来去赌博。我也想省出上培训班的时间多陪陪孩子，省出报培训班的钱带孩子出去旅行，我也想给孩子一个无忧无虑的快乐童年，但在目前的体制及社会大环境下，我还没有看到任何“减负”的希望，而且，这些根本都不是孩子的负担，“减负”根本就没减到真正的“负”！

这个“负”是日益增强的行业竞争；

这个“负“是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

这个“负”是缺乏保障的事实；

这个“负”是不断增高的就业门槛；

这个“负”是父母对孩子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