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正拿着手机刷视频，突然收到一条短信，是父亲发来的：既然你不回复我，就没有必要留着微信了。但作为父亲，我希望你开心快乐。
房屋里空旷寂静，窗外城市灯火喧嚣流淌，唯独没有一丝光能照进陈默此刻的胸膛，他捏着手机，指节泛白，一股混杂着委屈、愤怒和细微灼痛的洪流在胸中奔突冲撞，最后化作一声含混的叹息，砸在冰冷的空气里：“老头啊老头，都快六十的人了，你这硬骨头，真是一点没变……”
1
那“硬骨头”三个字，像一枚钥匙，瞬间插进记忆锈蚀的锁芯。
时光轰然倒流，三十年前的会议室骤然浮现眼前，还是科员的年轻父亲，一身洗得发白的卡其布中山装，在一群噤若寒蝉的同僚注视下，猛地拍案而起，震得搪瓷杯盖叮当作响。他指着主位上那位面皮紫胀的领导，声音不高，却字字如铁钉楔入木板：“有本事你就开了我！没本事就闭嘴！什么都不懂就会瞎指挥，指挥个什么啊！”满室死寂，只有粗重的呼吸声。
二十年后，已是处级干部的父亲置身杯盏交错的喧嚣酒局中，劝酒者言辞殷殷，笑容满面，他却端坐如山，面前一杯清水纹丝不动，抬手压住又一只递过来的酒杯，声音不高，却足以穿透嘈杂：“我就这样！哪怕是不进步，说不喝酒就不喝酒！谁也别想逼我！”硬骨铮铮，宁折不弯，那是父亲刻在岁月里的浮雕，早已深深拓印在陈默的灵魂深处。
这灵魂的印记，更是父亲用一场场“硬核教育”亲手锻打出来的。陈默十二岁那年，家里装了电话座机，打开了他通往无聊世界之外的天梯。只要有闲暇时间，陈默就会拨打声讯台，在廉价电子音乐和陌生接线员程式化的问候里消磨时光。
直到那个下午，母亲拿着那张薄薄的话费单，手指抖得几乎捏不住纸。九百八十八块六毛——这数字像烧红的烙铁，烫得陈默浑身一激灵。在那个猪肉不过几块钱一斤的年代，这几乎是一座小山。
陈默缩在客厅角落，等待雷霆震怒。父亲回来后，脚步沉稳，只扫了一眼单据，脸色沉静如古井，声音甚至算得上平和：“以后记住不要这样了。”顿了顿，目光重如铅块压向儿子，“自己做的事，父母能帮你承担就承担了，但需要你自己去解决。明天，去邮电局把钱交了。”
羞愧地点点头，陈默以为父亲会从皮夹里拿出整钞。翌日清晨，父亲打开那辆旧桑塔纳的后备箱，示意他：“自己拿。”陈默探头，心猛地一沉——一只鼓鼓囊囊、印着“尿素”字样的白色编织袋塞满了后备箱，他伸手去提，袋子纹丝不动，沉得仿佛焊在了车上。
等到陈默咬牙使出吃奶的力气拖拽出来，袋口滑开一角，里面密密麻麻挤满了灰扑扑的一毛硬币，像一片凝固的沉默金属海洋。原来父亲早已和邮电局打过招呼，陈默在无数好奇又惊诧甚至带点怜悯的目光包围下，蹲在大厅冰冷的水磨石地上，开始了他此生最漫长的一次数钱。
一枚，两枚……手指被硬币边缘割得生疼，汗水顺着鬓角往下淌，滴落在冰冷的金属上。每一次硬币落进铁皮钱箱的“哐当”声，都像重锤砸在他的羞耻心上，陈默不敢抬头，能感觉到那些目光如同芒刺扎在背上。
父亲的车就停在街对面，车窗半开，他看不清父亲的脸，只隐约看到一缕烟雾从车窗缝隙里逸出，袅袅消散在初冬清冷的空气里。那沉甸甸的一麻袋硬币，最终换回了邮电局一张薄薄的收据，也彻底买断了陈默对金钱的懵懂和对责任的轻浮，这沉重的一课，在骨头上刻下了永久的凹痕。
2
然而父亲的教育方式，远非“沉重”二字可以囊括。有个冬天的夜晚，陈默闯下了他至今不愿或不敢细究的大祸。
父亲的怒火是无声的，化作一连串冰冷精确的动作，带着不容置疑的蛮力，几下就剥掉了陈默的羽绒服、毛衣、毛裤，最后只剩下贴身的秋衣秋裤。
刺骨的寒气瞬间裹紧了陈默单薄的身体，门被猛地推开，一股裹挟着雪粒的寒风灌进来，他踉跄着被父亲推搡到了楼下空地的黑暗里。门在他身后“砰”地关上，落锁声清晰得刺耳。雪，不知何时已纷纷扬扬，很快在陈默头发上肩头积起薄薄一层。
寒冷像无数细小的针，穿透薄薄的布料，扎进皮肉，刺进骨髓。陈默抱着胳膊，牙齿格格打颤，在冰冷的雪地里不停地跳脚小跑，试图榨取一丝可怜的热量，抬头能看见客厅明亮且温暖的灯光，却怎么也照不进自己的心里。
父亲在餐桌上支起电磁炉，红亮的锅底咕嘟咕嘟翻滚着，氤氲的热气模糊了窗户玻璃，羊肉片在翻滚的红汤里沉浮，父亲吃得慢条斯理，偶尔抬眼望向窗外，平静无波，很快又收回目光。
母亲焦急的脸在父亲身后的阴影里一闪而过，随即被父亲一个严厉的眼神钉在原地。时间被冻僵了，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陈默的倔强在极致的寒冷和无助中燃烧，他死死咬住下唇，尝到一丝腥咸，绝不求饶。两个多小时，双腿冻得麻木，意识在冰点边缘飘摇。终于，父亲放下筷子，抹了抹嘴，起身，拉上厚重的窗帘，熄灭了客厅的灯，世界陷入彻底的黑暗和死寂。
过了一会儿，大门轻微响动，母亲裹着大衣从家里下来，像做贼一样飞快地把陈默拉了上去。第二天，他烧得像块火炭，蜷缩在被子里昏沉。父亲上班前经过他的房门，脚步声停顿了一瞬，随即远去，没有推门，没有询问。那扇紧闭的房门，成了父子之间一道无形的高墙，雪夜的寒冷深入骨髓，锻造了忍耐，却也留下了一片难以融化的冻土。
3
父亲的教育词典里，似乎没有“温和”这个词。
某年暑假，回乡下奶奶家的路上，十五岁的陈默在车里为一点小事顶撞了父亲，父亲只是从后视镜里扫了他一眼，没吭声，继续开车。车子驶离了主路，拐上一条被两侧高大玉米地夹峙的乡间土路，车轮碾过坑洼，卷起滚滚黄尘。
父亲停下车，引擎没熄，突兀地开口：“后备箱有水，去拿两瓶。”陈默不疑有他，闷闷地推门下车，午后的太阳毒辣，土路蒸腾着热浪，玉米叶子在热风里发出干燥的摩擦声。陈默走到车尾，掀开后备箱盖，里面果然码着一箱矿泉水，他弯腰拿出两瓶，刚直起身，几乎同时，引擎发出一声低吼，那辆熟悉的桑塔纳像受惊的野兽，轮胎疯狂刨起漫天黄尘，车尾猛地一甩，绝尘而去。
陈默被呛得连连咳嗽，僵立在原地，手里攥着两瓶矿泉水，大脑一片空白。飞扬的尘土缓缓落下，视野里只剩下一条灰黄的土路，无尽地延伸向远方，两侧是沉默的、密不透风的青纱帐。
巨大的被遗弃感和荒谬感攫住了陈默，他辨认出方向，回城至少十五公里，回奶奶家还有十公里。他拧开一瓶水，狠狠灌了几口，凉凉的液体滑过火烧火燎的喉咙，带来一丝残酷的清醒。抹了把脸，把尘土和那点委屈的水汽一起擦掉，迈开腿，朝着奶奶家的方向走去。
十公里土路，烈日灼烤，汗水浸透衣服又晒干，留下盐渍，两瓶水是父亲唯一的“仁慈”，支撑他走完了这漫长的放逐之路。当他灰头土脸、筋疲力尽地推开奶奶家的院门时，老人惊诧地问：“咋才到？你爸呢？”他喉咙干得发痛，咽了口唾沫，努力让声音听起来平稳：“我……想自己走走。”奶奶浑浊的眼睛里满是困惑。
那十公里滚烫的尘土路，磨破了脚掌，却也磨砺出一种近乎本能的独立——在看似无路可走时，必须自己找到方向，走下去。父亲的“狠”，像一把没有刀鞘的利器，每一次挥舞都留下伤痕，却也切割掉依附的软弱。
4
这种如出一辙的倔强，在陈默的高中时代撞上了最坚硬的壁垒，他凭着自己的努力和家里的倾力支持，终于挤进了那所声名赫赫的重点高中。
高二那年，陈默与一位以严苛闻名的物理老师爆发了激烈冲突。一次课堂争执后，老师当胸一脚狠狠踹在他身上，少年血气瞬间冲垮理智的堤坝，陈默像头被激怒的幼狮，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
校方的震怒可想而知，办公室里气氛凝重，教导主任冷着脸：“要么你和家长公开向老师道歉，要么，卷铺盖走人！”老师拿起桌上的座机，拨通父亲的号码，故意按下了刺耳的免提键。
听筒里传来父亲熟悉的声音，听不出情绪，老师快速说明了情况和要求。电话那头沉默了足有十秒，然后，父亲斩钉截铁毫无转圜余地的声音清晰地炸响在死寂的办公室里：“让我道歉？不可能！这孩子我不要了！你们看着办，按纪律该开除就开除！”每一个字都像冰锥，狠狠扎进陈默的耳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