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6-23

早商时期，偃师商城建有巨大规模的仓储区，直到一千年后的战国时期，洛阳才出现了与之匹敌的粮仓。

这说明，早商时期的王权具有极强的控制力，甚至需要一个专业的官僚机构负责营建和管理，堪比战国秦汉时期的君主集权国家机构。

只是，当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宏大的王权像是昙花一现，消失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从新石器晚期到商代，人祭是比较普遍的文化形态。

商王的权力来自神界，貌似对人间的一切都有生杀予夺之权。

武丁的扩张战争总是伴随着大规模的人祭典礼。那些异族俘虏本来可以作为劳作的奴隶，但人祭宗教是商王朝的精神支柱和商族获得诸神眷顾的根源，所以，舍弃一点现实的物质利益，也要取悦诸神，维护商文化的兴旺。

周灭商后，其后人和其他王族被迁到了商族人的起源地——商丘，并在那里建立宋国，继续传承商王家族的血脉。

商人招降了一支北方山地部落——周文王祖父一代的姬姓周族（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一代），将其安置在土著和商朝反复拉锯的周原地区，从而开始了改变上古华夏文明历程的大转折。

自迁居周原，周族始为商朝的附庸族邦，代价则是猎捕周边山地的羌人献给商朝充当人牲。

商与周的这种关系，从古公亶父晚年开始，历经季历和周昌两代人，甚至可能持续到灭商之前的周武王初年。

在史书和文献里，周人的这段历史被抹去了，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和这段历史一起被遗忘的，是商朝的鬼神血祭文化。自周朝建立，人们的记忆里便再也没有了那个血腥、恐怖而漫长的年代，“历史”成为一连串古代圣王哺育和教化群氓的温情往事。

但文王周昌创作的《易经》里保留了很多珍贵的记录，其中就包括商人的血祭仪式和周族充当人牲捕猎者的经验。

创作《易经》目的是：研究各种事物背后的因果联系，最终建立一套翦商的理论和操作方法。

卦爻辞纷繁杂乱的现象背后，其实是周昌对世界运行规律的探索，通过卦象排列组合的变化，他发现，现有的世界秩序不是永恒的，而是可以改变的。

纣王杀祭伯邑考，将肉酱赐给周昌，可能是册封周昌为“周方伯”典礼的程序之一。在向诸神敬献后，参与祭祀的人分食祭品也是分享诸神带来的福佑。

武王对于翦商事业其实高度紧张。成年后，他一直患有严重的焦虑和精神障碍，也许是青年时代的殷都之行和兄长的死对他造成的刺激太过强烈，使他后半生都无法摆脱失眠和噩梦的困扰。

如果说武王的使命是成为帝王、翦商和建设人间秩序，那么周公的使命就是做这位帝王的心理辅导师，塑造和维护他的神武形象。

纣王焚身而死，后世人大都将其理解为一种走投无路的自绝。其实，按照商人的宗教理念，这是一场最高级的献祭——王把自己奉献给了上帝和祖宗诸神。

纣王曾给诸神贡献过王族和方伯，现在他贡献了自己，带着人间最珍贵的宝玉升往天界，成为具有上帝神性的“帝辛”，然后，他自然要给叛逆的周人降下灭顶之灾。

在灭商以后，武王在殷都周庙，举行盛大的燎祭，用商人典礼祭祀上帝以及周族的列祖列宗。

在翦商的过程中，武王自己也完成了商化。

周公终结了商人的血祭宗教，还要抹杀关于它的记忆，防止其死灰复燃。

忘却是比禁止更根本的解决方法。为此，毁灭殷都，拆分商人族群，销毁商王的甲骨记录；自古公亶父以来，周人曾经为商朝捕猎羌俘的不光彩历史也应当被永久埋葬；长兄伯邑考在殷都死于献祭，他的父亲和弟弟们还参与并分享了肉食，这段惨痛的经历也必须遗忘。

商文明很复杂，有着残酷、奔放、奇幻和科技理性的个诸多层面，以及那些我们已经无法认知的部分。只是早在三千年前，他们就已经被彻底忘却。

从孕育到成熟，华夏旧文明跨越两千年。和同时期的其他古代人类文明一样，都属于神权与王权合一、宗教主导的社会。如果一直延续下去，历史将充满族群壁垒、杀戮与献祭。

但周灭商后，以杀戮和人祭为特色的华夏旧文明戛然而止，而代之以周公营造的新华夏文明。周公消灭了旧华夏文明及其相关记忆，打破了族群血缘壁垒，让尘世生活远离宗教和鬼神世界，不再把人类族群的差异看作神创的贵贱之别。这是华夏文明最彻底的一次自我否定与重生。

在三千年前的古人类文明中，只有华夏独自走出了神权的掌控，成为一个“异类”。这是一种过于早熟的世俗文明，一直持续到今日。

孔子和儒家最推崇周公，而周公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源头。周公思想的产生和形成，主要源于对人祭宗教的恐惧，以及消灭人祭宗教的需要。这是后人从未勘破的秘密。

孔子就是在逐渐认知真实商朝文化的过程中，更加理解了周公当年为何一定要埋葬商朝的真历史而重构一套夏商史。

从民族间的征服与杀戮走向和解与融合，孔子是受益者，也是这段隐秘史的破译者。

周公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神权退场，这让中国的文化过于“早熟”；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贵族退场，这让中国的政治过于“早熟”。而在其他诸人类文明中，神权和贵族政治的退场，都发生在公元1500年之后的所谓近现代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