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过的舒坦,可能就按部就班地过,过得难受,自然就会思变,苦难和麻烦有时并不完全是坏事。
那时国内刚兴起出国热,大姐的一个朋友帮她打听到可以办理新加坡移民工作签证,然后中介公司帮助介绍新加坡工作,如果面试成功就可以直接入职,据说薪水是她现在工资的二十倍。
大姐动心了。她准备一个人先出去。
想到她一个弱女子抛下年幼的开心和孤单单的李言,一个人到人生地不熟的国外去,她确曾犹豫过,那会儿出国毕竟还是新生事物,是福是祸谁也不清楚,多半都是道听途说。二姐那时候也刚去日本,她和王舒都在餐馆打工,没日没夜,非常辛苦。很多人又吓唬大姐说国内有很多骗子中介公司,当时吹得天花乱坠,把你哄骗出去,他们收完大笔的中介费,你出去之后才发现根本不是中介说的那么回事,背井离乡,举目无亲,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活下来都难,很多妇女最后被逼良为娼,乞讨的也大有人在。
大姐没有听信这些,为了迎接自己的新生活,不管前路怎样艰险都要试试,只要有一线希望,她都不要再过这种无望的日子,一想到子孙三代挤在那个小小的破地下室里,吃吃不好,穿穿不上,每天连睡觉都成问题,还得硬着头皮对抗她的婆婆,这种日子够了,太煎熬了,简直比死不如。
她决定一定要走,一定要改变现在这个现状。
穷则思变、困也思变。在绝境的道路上必须逼着自己去变。很多陷在穷困中想翻身的年轻人都选择踏出国门这条探寻新生的思变之路。
大姐经多方打听和印证,朋友介绍的这家中介公司确实还不错,但是中介费比较高,需要两万,这可愁坏了大姐。那个年代能拿出两万元的家庭太少了。
大姐知道婆婆手里有三万五的卖房钱,便鼓弄着李言去和婆婆说,她让李言和婆婆说这两万块算大姐借的,最迟两年之内还清,到时还两万五,利息五千。
即便这样,婆婆不但不借还说了大堆的难听话:什么那是她的养老钱和救命钱,她指望大姐和李言养老已经无望,因为他们自身都难保,自己这点养老钱再被他们祸祸了,她就没有保障了,最可气的是她还咒大姐的这些钱肯定会被中介公司骗走。
把大姐气得差点吐血。她咬着牙发誓一定要出去,一定要挣到钱,一定要让她的婆婆后悔,一定要拿着厚摞的钱回来摔在她面前。
没办法,大姐打了一张火车票回我家了,她和母亲说了这件事,傅山当时挺有钱,也不管父母要钱,还能给母亲点钱,所以母亲这段时间攒了一些积蓄,可怜的母亲啊,她这辈子只有这段时间这么有钱,她二话没说借给大姐了,傅山也拿出五千给了大姐。
大姐拿着这些钱流着泪离开了我家。